如果我们的推理合乎情理的话，那么太阳生日的故事应该是在顺治末年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归于失败后创造出来的，可能又在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流传至台湾的。但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终于开始转变为历史，转变成为一种可以被记忆、也可以被忘怀的东西。在这期间，当一种历史记忆在民间的延续可能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努力使其成为忘却的历史，致使力图保持这种记忆的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象征、一种隐喻，使此历史记忆能够不绝如缕。前述绍兴民间的《太阳菩萨的故事》讲述崇祯皇帝的三公主落发为尼，编出《太阳经》和太阳生日的故事，寄托她的思念，固然荒诞，但其中所表示出的意义与徐时栋的说法并无二致：“国家定鼎之初，吾乡遗老最盛，感怀故国，每以庄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设野祭，相聚拜献。而事关禁忌，不敢明言。于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阳生日之日也。日以当君，托生日以代忌日。”[27]（卷1,P11）都表明明朝遗民、特别是江南士绅制造此故事及节俗的过程。同时这个精英的创造由于被迫采用了民俗的形式，使精英意识向大众传输；但正如下面所说的，民众接受了这个形式，却改造了它的内容。精英隐藏这个记忆的目的达到了，在民众中传承这个记忆的目的却很难达到。
    在这个故事或节俗被创造出来之初，其中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涵，对于它的创造者和普通百姓的实践者来说，可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在经历若干世代之后，是否还能体会到其中的曲折？徐时栋观察道：“至于遗老既尽，野祭无人，而僧道反援为故事，岁以为常。妇女无知，相沿成俗，此太阳生日所以不十一月十九日而独三月十九日之故也。以遗民黍离麦秀之悲，转为僧道惑众敛钱之助，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者矣。”[27]（卷1,P11）祭祀太阳生日的活动已经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祈福禳灾，后代的普通信众似乎淡忘了其中包含着的痛苦回忆。创造这一故事的先人们的苦心孤诣，终于难以抵抗时间的如水而逝。“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才是存在的；其依赖的程度就是，我们个人的思想将其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中，并参与到这种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8]（H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v-vi.1925,Paris,1952.On Collective Memory,p.37-38;P359）。如果一种记忆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是较大规模的集体记忆，它只能在一部分熟悉典故的士大夫中间薪火相传。
    “当社会可能被打破成为一些起着不同作用的人们的群体时，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个较小的社会（narrower society），可以说，它的作用就是保护和维持传统的活力。无论这个社会是被引向过去还是引向现实中过去的延续，它在现实中的作用也只是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使这些作用适应于传统，确保社会生活通过这些作用的变化而延续，这才是重要的。”[38]（P353-354）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遗民传统或特定地方文化传统的士大夫就是这样一种“较小的社会”，他们试图通过一种象征把前朝的历史高度浓缩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他们的神圣义务。但是，他们不是当朝的史官，他们的义务恰恰不是延续统治集团所需要的历史传统，而是正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较小的社会”，而是“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的代表，尽管在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代表着、并且试图延续着一种汉人的正统。
    然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始终存在着延续这种记忆的土壤，了解太阳生日之真意的也不仅是少数士大夫。在清朝统治时期，这里对中央的对抗情绪总是要比北方强烈，这是因为清初抗清斗争主要发生在这里，南明政权在这里接替兴亡；在这里发生了“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等一系列冲突，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天地会活动，以至乾隆年间这一地区的一种常见的剪发割衣的巫术，会被皇帝夸大为谋反行为，要求地方官府高度重视[39]。绍兴、宁波、鄞县、定海这些地方，清初曾经生灵涂炭，与南明政权又曾有过密切的关系，太阳生日的寓意一定会在民间社会、在一定的人群中传承。否则，也不会在同治、光绪时的地方志中得到记载，一直流传至今的有关太阳生日的民间故事与朱天庙的民间传说也绝不是民国以后的新创造。
    关于明清代嬗和此过程中的一切人事，并不是没有历史的记忆流传下来，但载诸正史的只是这种记忆的一种版本，它经过官方的首肯和传播，成为流行的或为人熟知的版本。崇祯皇帝似乎曾被舆论制作成一个让人同情的君主。《多尔衮摄政日记》中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这不仅与所谓的崇祯遗诏中的说法相同，而且几乎成为后世统治者对崇祯的经典理解。顺治十六年，皇帝为崇祯立碑说：“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率致祸乱，身殉社稷，再则曰若不急为宣扬，恐千载之下，竟于失德亡国者同类齐观。呜乎。”[40]（P959）康熙皇帝也将崇祯与一般的末代君主区分开来，将其列祀于历代帝王庙中，而乾隆帝称此举“实天下大公定论”[40]（P219），且为了统治的需要而大力表彰明末清初死难的忠臣义士，贬低降清的“贰臣”。
    尽管如此，清政府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给崇祯皇帝所代表的朱明王朝以特殊的尊崇地位，因为若是如此，清朝就将失去正统性。他们对崇祯皇帝的表扬，只不过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绝不愿意把他与朱明王朝的正朔联系起来。因此无论做出什么调整和变化，这都是明清之际历史撰写中的一个基本点。以太阳生日习俗为代表所凝聚的历史记忆，则是例外一种版本，它代表着对朱明王朝所象征的原初的或本土的历史传统的怀念，代表着与清朝的对立。因此在这一点上，它是与对明清之际史事的官方版本具有根本差异的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