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史及其不满
    任何一种试图对人类、地球或者宇宙进行总体描述的历史，比如世界史、全球史以及最近流行的大历史（big history），都可以归结为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而普遍史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历史哲学，其目的并不在于对过去进行详致的再现与描述，而是对未来提供一种“预言”或“预测”。⑤柯林伍德在论及18、19世纪的普遍史体系时，曾这样评价：“关于这些体系，真实情况乃是它们是些预言，并且大体上是相当准确的预言，预言的是到往后几代人从事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路线。”⑥早期的普遍史，特别是罗马和基督教时代的普遍史，通常蕴含着两大主题，即罗马人的征服和基督教的胜利。对过去的所有解释都可以看作是对实现上述两个主题的回溯式预言，过去因而成为未来的铺垫和准备。⑦在普遍史的最新形式大历史中，预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大卫·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必然要关注大趋势……以一种大视野去审视过去必然会提出有关未来的问题，而对于不远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来说，至少有一些答案是现成的。”另一位大历史学者弗莱德·斯皮尔也强调，大历史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在不远的未来所面对的重大挑战”。⑧
    与早期普遍史对未来所作的政治隐喻和神学隐喻以及大历史基于现代创世神话的完整性而展望人类未来一样，全球史的预言性也表现在它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和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中。大多数全球史论著在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叙述中，都暗含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判断，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最终会走向统一，且自始至终都在顺应着这一趋势。为使这种价值判断成为可能，全球史史学家需要赋予人类历史的空间或横向整合以一种时间或纵向上的连贯性，全球化或全球历史的形成因此被推向遥远的过去。⑨与之相应，全球史编纂的源头也常常被追溯到希罗多德或司马迁那里，以此说明全球意识也并非现代的产物，它在那些具有广阔视野的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业已成型。⑩尽管这种服务于未来的倒溯策略，能够让全球史史学家成功地连缀起一个完整的和没有中断的全球史谱系，却也使得全球史的叙事成为一个问题。
    海登·怀特在论及谱系学式的历史叙事时指出：“历史的叙事化过程将每一种现在一方面转化成一种‘过去的将来’，另一方面转化成一种‘将来的过去’。由于现在被视为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一种过渡，因而，它既是过去人类行动者所实施方案的一种实现，同时又是对将来活着的人类行动者即将实现的可能性方案领域的一种确定。”（11）立足于现在而讲述全球叙事的全球史史学家，其任务也就是将人类过去的全球性与人类的全球性未来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全球史史学家有意选择那些代表人类历史整体性和一致性的事件，对过去进行重组和编排，而大量体现着多样性和差异的历史现象却被忽略了。或者，尽管有时全球史史学家也承认人类历史的破碎性，但却认为这种破碎性最终会归于统一。在这样的全球史叙事中，全球史史学家呈现出的只能是一种一体化，那些潜藏在一体化之下的起着离心作用的反体制力量都被排除在全球史的叙述之外。
    在构建全球叙事时，全球史史学家诉之于一种全球视野，而全球视野正是全球史得以告别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旧有的世界史的标志。不过，无论这种全球视野有多大，它必须借助一种单一的主导叙事才能将它目力所及的所有地区整合在一起。而单一的主导叙事又往往总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因为它需要从自我的文化和经验中汲取重构过去的知识与灵感。因此，当前的全球史在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宰制后，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中心主义。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的：“承认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就必须将之放在其他的统治事例中加以考察，在这些统治事例中，欧洲中心主义既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12）对全球史来说，这真是一个悖论。
    如果说注重整体性的全球史叙事必然会忽视地方因素且可能滋生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那么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这一全球史的核心概念似乎是对上述缺陷的弥补。在全球史史学家的理解中，跨文化互动不仅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以此为全球史分期的标准，会摆脱种族中心主义偏见。（13）从字面上看，“互动”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双向的交流，但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并不总是双向的，它有时更多地表现为单向的、不对称的甚至强制性的。杰里·本特利列出了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互动的三种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战争和远程贸易。（14）除远程贸易具备双向交流的特点外，大规模移民和帝国扩张战争显然是单向的，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其本质是强势文明和一体化力量在全球的扩散，而不是各种地方传统和经验的相互塑造。此外，“互动”还暗示了对等和自愿的原则。但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1500年以后，互动主要表现为西方对非西方的霸权与压制以及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力行为，非西方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甚至反抗的境地。因此，在理解全球史中的互动问题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被考虑在内，必须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冲突与斗争、统治与反抗。近年来在研究不同地区的交往问题时，历史学家更愿意使用“遭遇”（encounter）一词，因为它比“互动”更能体现全球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15）
    关于“互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全球史史学家对此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互动显然来自人类交往的需要，这种需要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自觉的。或者，将之归结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论断与19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十分类似，它们都秉承人类历史不断朝着更高和更完善等级发展的理念，其背后透露出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比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认为，“普遍的世界历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universal world history）观念指的是“世界的进程可以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16）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也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发展”。（17）这种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在当代，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有三个变体：一是体现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及其追随者；三是当前的全球史研究。（18）其中，全球史因其较为公允的价值立场而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流。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都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目的。对于全球史史学家来说，互动就是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目的。但在实际上，互动并不是展现全球历史的唯一途径。娜塔莉·戴维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地方故事在展现相同的全球历史面貌时的可能性，并对“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史’就是描述过去的唯一适合的方式”这一论断提出质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