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研究中，向来有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张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的语言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将研究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四裔”乃至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们在强调中国史研究中引进全球史，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的中国史研究。
    有的学者担心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是否还有意义？（28）其实大可不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区--国别史的藩篱，也不能继续作为地区--国别史的堆积。但迄今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层级、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29）“全球史学不能完全代替旧的国别史，但它的确丰富了传统世界史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使我们注意到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技术转移、环境变迁、文化宗教和思想的传播、经济的波动等等对全球历史的影响和意义。”（30）这样一些问题也正是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开拓和挖掘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向来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叙述方法上，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发展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结果造成“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而‘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31）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32）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孤零零地存在而与外界毫无关系。”（33）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曾经指出：“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34）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西域之行的贡献。其实，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这也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历史事件，早在此前约二百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的东征，就到达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此后张骞才到达这些地区。也就是说，“就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35）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能够将张骞通西域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人群之间渴望“相遇”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这也正是全球史史学家所要表达的一种“互动模式”。
    在中国史研究中，佛教东传也是一件大事。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新事物”，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它在初传入华时，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排拒，甚至酿成“三武一宗灭佛”的激烈冲突。尽管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新事物”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它的结果同样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佛教为了尽快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始了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融汇，最终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宋巨变中，理学的兴起与道教的变化就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新事物”的吸收、取舍过程本身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蜕变过程。
    另外，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现象，就是“胡化”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一提到少数民族“汉化”问题，通常就会大讲特讲，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反之，一提到“胡化”问题，就会有意回避或者干脆不提，认为它与历史的“倒退”，或者与野蛮甚至落后相联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社会胡气氤氲--胡服、胡食、胡音、胡乐、胡舞、胡骑、胡俗--盛极一时。这种“胡化”现象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还有反映。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能够将“汉化”与“胡化”现象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
    当然，现在讨论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已经和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全球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空前开阔、思维空前开放的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它所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中国史研究当中，那将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带来重大改观。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批准号08JZD0037，合同号08JZH037）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