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史方面，斯特恩认为社会史与世界史是过去几十年来有关重塑过往历史的研究取向方面所取得的最令人瞩目的两大领域。此处的世界史指的是新世界史，是种带有全球史观念的世界史，与古典的世界史相区别。《社会史与世界史：合作的展望》一文认为过去的社会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已有改善及缓和的趋势，两者间的区别已经逐渐降低。尽管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非洲及拉丁美洲，但其主题仍是专注西欧及美国的研究。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社会史家偏好较小的地理基础，所挑选的都是小的区域或国家的架构。他们所热衷的课题已经混合了大受欢迎的微观史，并且受到较为关注地理空间的文化与语言转向的左右。而世界史家的眼光则集中在特权精英，（21）他们主要处理文明模式的历史，大多关注政治机构的背景、宏大观念及艺术表达，而对一般人的历史不感兴趣。当然，凡是关注贸易关系的世界史家和社会史家是比较接近的。尽管有这些紧张关系--因为狭隘的地理观，强调国内的架构，有些世界史家批评社会史家阻碍了一种全球的见解的获得，但社会史和世界史已经有了某些连结。已有一些社会史的个人作品跳脱了一般的空间限制。在社会史研究中，常关注殖民地奴隶历史的议题放在跨区域或全球的比较视野的脉络中探讨；而在世界史研究中，则开始强调殖民主义与世界经济对区域社会民众生活的影响这一层面。此外，世界史史学家对社会史有直接的贡献，其作品包括疾病的传播、食物的交流、移民以及环境变迁。
    社会史的全球转向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史、社会组织与团体的历史、社会运动史及劳工史等方面。相较于斯特恩的社会史与世界史合作的主张，彭慕兰又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他在《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一文中主张世界史应当克服过度关注物质文化的取向，而将文化、政治、经济与环境结合在一起看待，其中一条便捷的路径就是与社会史相结合。（22）
    近来在性别史方面，有关性别研究的新诠释主要集中在家庭史、妇女史及性别史这三个研究领域与世界史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那种集中于特定区域，社群、地区及国家范围的欧洲史写作，已为全球史取向的写作所取代。为了建立起一种世界史的普遍性叙事（ecumenical narrative），传统的妇女史/性别史应该与非西方的批判史学进行跨文化的合作。（23）以美国妇女史为例，有三种研究路径对于这个领域的学者愈来愈重要，分别是国际的、比较的及全球的视角。迈阿密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森（Mary E. Frederickson）认为这几种视角正在改变我们看待过往、现在及未来美国妇女史的经验的方式。（24）由于过去一百年来，包括美国妇女史在内的历史研究，都是采取那种将国家的存在合理化的叙事手法，因此，当前的美国妇女史就是转而投入新的全球史研究取向的撰述，强调国际的、比较的及全球的历史取向。
    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可举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为例。在今日全球化的趋势下，本书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从中国来看17世纪的世界史；其次是从17世纪开始，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巨大隔阂首度开始消弭；第三是全球化并非当代才有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往前推到17世纪全球化的初期，欧洲与中国的差别仅在于规模而已。卜正民在书末的跋文中提到该书不是一本专为中国史专家而写的著作。《维梅尔的帽子》更像一本全球史著述，而中国成了引领我们进入17世纪世界史的一扇绝佳窗口。17世纪的欧洲人前仆后继地找寻通往中国之路，这股热情影响了17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该书的每幅图像中的物品，即使乍看与中国无关，但都内含中国因素的缘故，简而言之，就是富裕中国的魅力吸引了17世纪的世界。卜正民其实是透过中国去追寻17世纪的全球变迁足迹。（25）
    全球史不仅只有宏观，其实仍可兼顾微观。有学者提出“全球微观史”之说，主张世界史的研究者要注意个人生命史的取向。安瑞德在《一位中国农夫、两位非洲少年及一位枭雄：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取向》一文中提出了如何从全球视野来写个人历史的问题。（26）安瑞德认为我们不太容易在《世界史期刊》及《全球史期刊》中见到这种类型的文章，那些关注个人的全球史研究反而都不是投身于世界史运动的研究者的创造。他举了三本著作为例，分别是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之死》、柯蕾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及新文化史大家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27）这些著作为了探讨跨文化的联系及全球的转变，其焦点都集中于一位在不同文化间穿行及探险的人物身上。这种研究取向使得这些著述的可读性也得到了提升。
    尽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们，全球史取向对于史学的冲击或许被过于夸大了。无论我们如何思考民族国家已往的道德，或者其未来的可行性，但民族国家仍然代表了社会及政治组织的的重要历史形式。总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时，我们不该把民族国家史的叙事丢弃。（28）虽然民族国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历史的最常见单位，但仍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取向可以给那些民族国家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视民族国家为一种特定历史。究竟全球史会将史学带往何处？史家亨特的最近看法可供参考：“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给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宽广和更宏大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恰切的研究视野。”这一看法或许是全球史研究未来要面对的重要问题。（29）
    注释：
    ①有关当代全球史的研究概况，参见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另见蒋竹山：《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试论晚近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全球转向”》，《新史学》第23卷第3期，2012年，第199-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