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模式也与文明观有关。有考证说，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lidas，后者有“形成国家体制”的含义。（25）关于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基佐和黑格尔曾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基佐看来，文明既然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那么一个民族的文明就构成一个民族的财富，民族国家就是文明进步的载体，没有这一载体，文明不可能取得进步。（26）而黑格尔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他说，只有具有命运“自觉”的人群才称得上是民族，只有这种人组成的政治实体才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是文明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中国、印度等因为没有建立民族国家，所以始终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27）基于这些文明观，现代历史学从一诞生就以民族国家为“本”。在兰克看来，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体现“精神内容……（和）上帝意志”。（28）德国史学家利奥（Heinrich Leo, 1799-1878）则说：“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全部文明的历史，只有当一种历史包含更多类型的主体才是世界历史……这些多种形式类型的主体正是……民族国家。”（29）其结果是，“专业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世界历史上为民族国家书写纪元的知识制品”。（30）
    在剖析西方文明观及其对世界历史学的影响之后，再来看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我们对它的源起和意义将可以有更准确的把握。
    “文明互动”一说，率先由布罗代尔提出，经威廉·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得以完善。布罗代尔认为，虽然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带是比较稳定的，但也是相互传播和相互渗透的，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和完全封闭的。（31）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则指出，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当中，因此生硬地把人类文明分成不相往来的各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在方法论上是有欠缺的。（32）这一观点既然否定了从黑格尔到汤因比都无比推崇的“文明纯粹性”，当然也就否定了任何一种文明的“中心论”，从而断绝了在世界历史学中出现任何一种文化霸权的可能，避开了“进步史观”易于坠入的陷阱；此外，该说认为不同文明在互动过程中，既因为互相学习借鉴而提高生存技巧，也因为生存竞争而刺激发展动力，因而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平行史观”所回避的发展主题在这里得到了新的表达。所以应该说，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为化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廓清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既然“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方式源自进步史观，全球史史学家对这一方式的批判当然也从对进步史观的批判开始。杜赞奇指出，“民族”概念本身就是按线性进步思维塑造的“一个体现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一个被建构出来的、“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使命”的组织。他说，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本来是依据一系列偶然事件而虚构出来的“进步历程”，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唯一被记录的位置，才被误解为代表全部历史。（33）
    全球史史学家承认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舞台，但同时呼吁史学家关注更宏大的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既影响局部也影响全球。他们或选取其他地理单位取代民族国家，或侧重描述对人类历史进程曾产生重大影响、但因超越政治实体而以前被忽略的现象，如气候变化、物种传播、疾病流传等等。还有许多全球史史学家把地方史、国别史、区域史都放在更大的跨区域的、跨国别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来考察。（34）
    从上文可以看出，如果把全球史观及其“文明互动说”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和更宏阔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其有意无意间是针对西方学术史上的某些学理矛盾、争议或偏差而提出的，它的批判性、纠错性大于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很多情况下，文明互动史著作都只具有填补“史学盲点”的作用，而自身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至在史学界引起“全球史不需要明确的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35）全球史史学家将文明的发展仅仅归结为互动，忽略了各文明体内在的矛盾运动，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另外，不以“民族国家为本”，那么以什么为“本”呢？许多人以“互相关联”的单位为“本”，但严格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处于“关联”之外，以什么标准来划定“叙事单位”呢？凡此种种皆说明，全球史探索仍是新事物，其研究范围和认识方式仍在探讨之中。（36）
    三
    全球史既属宏观史学，就不可能回避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重提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因素决定疾病发生率和土地肥沃程度，而后两者决定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则制约社会发展模式和水平。（37）《国富国穷》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两书就是以自然环境解释不同地区发展差异的范例。（38）
    以“文明互动”为主线来构建理论体系的尝试也在进行当中。其间全球化研究起到助推器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把历史学引入全球化研究之后，历史学中的“全球思维”曾有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把全球化视为当下现实，排除于历史研究范围之外；另一个是选取一个时段，平行罗列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全然不涉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典型是《1688年的世界史》。（39）
    大多数全球史研究者的做法是结合当今全球化特征，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的结论是，当前所有全球化表征都有其历史踪迹。比如：全球的商品流动和跨国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间已具规模；当代的世界经济报告与一个多世纪前德国世界史学家所作的“国际经济分析”没有本质区别；1860-1902年间在世界范围内铺设的电缆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铁路网建设堪称因特网的前身，等等。他们得出结论：当今的所谓“全球化”是历史的延伸，在表面“新异”的背后都隐藏着持续性。（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