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书籍的出版或许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而这种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19世纪以来，专业史家倾向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不同国家来考察。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常以国别史的面貌出现。然而，历史经验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越民族、地域与文化界限的产物。近年来史家为了要追寻世界历史内涵，会进而探究各地区之间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所带来的影响，而改采以跨区域、大陆、半球、大洋和全球为单位的历史研究法。⑦
    有三种因素促进了民族国家史转向全球史。第一，全球战争和经济的变动让史家意识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可能孤立自处，所有国家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全球体系。第二，史家积累了欧洲以外地区的更多知识。第三，以往学术的专门化带来知识结构的破碎化，促使学者、政府和大众开始要求历史知识的整合。
    二
    何谓全球史？史学界似乎没有一致的看法。学界并非那么清楚“全球史”和“世界史”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不同，往往这两个名称相互混用。全球史比较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⑧事实上，全球史这个名词很早就已经出现。例如早在196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 Stavrianos）就已经编撰了地理学著作《人类的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 of Man）；虽然标题有“全球的”字样，但正文用的还是“世界”（world）这个词汇。
    《新全球史》的序言曾提到：“‘全球史’也称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跨出美国，走向世界。”⑨对有些学者而言，全球史和世界史有所区隔，但等同于“新世界史”，这个名称不仅是一种研究取向，更代表某种历史学派。本特利于2002年写过一篇文章《新世界史》（“The New World History”），文中所谓的新世界史就是全球史，他还明确指出全球史的理论有四种，其研究课题涵盖：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⑩
    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在题名中直接使用“全球史”名称或标榜“全球史的视野”。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认为全球史符合我们当代的需求，全球史回归影响的历史叙事使得学界具有普世性的世界观。（11）但也有学者提醒，我们不能因为“全球史”一词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就误以为人们对于这个名称的用法已有共识。塞森麦尔（Dominic Sachsenmaier）告诉我们，有学者认为“全球史”就是运用全球的视角审视人类的过去；有学者则坚持“全球史”主要是指“全球化的历史”。（12）
    目前历史学的数个次级学科如环境史、经济史、社会史、性别史、物质文化史及全球微观史，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
    全球史的兴起最早与环境史有密切关联。自1970年代环境史兴起以来，有关美国及世界各国的环境史论著大量出版。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加速，学界渐渐发展出全球环境史概念，史家开始研究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议题。例如，早在1970年代，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一书就已颇有全球史研究的架势。这是一本结合医疗史、生态学与历史学的著作，探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人引进的动植物及疾病对美洲新大陆的影响。之后，他又写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范围。
    环境史学界对带有全球视野的环境史研究的称法不一，有的称之为“世界环境史”；（13）有的则倾向与过往世界史相区别，另立新名为“全球环境史”。（14）尽管用法不一，实则研究视野与课题并无明显差别。（15）若从研究特色来看，可分为四种研究类型。一是以专题为主，从世界的范围进行研究，如格罗夫（Richard Grove）、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兰（Pomeranz）等人的著作。二是世界环境史，例如约翰·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与休斯（Donald Hughes）的著作。三是将环境史与世界史相结合，例如《文明之网：无国界的人类进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16）英国环境史教授阿梅斯托（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关系》（Civilizations, 2000）、（17）《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 2007），克罗斯比的《写给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第四种是强调“大历史”，把人类史放在大爆炸以来的地球环境演化中来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斯皮尔（Fred Spier）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11）。
    近来有关全球环境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环境与世界史》（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18）此书的涵盖时间为近五百年，特别关注近代与现代的连续性。他们特别受到两本全球环境史的代表作--理查德（John Richards）的《近代世界的环境史》和约翰·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的启发。（19）《环境与世界史》的主旨有三个：国家形成与环境史的关系；有必要将现代世界的发展置于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脉络中；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依然会影响全球转变。该书论及的大部分故事都与中国、非洲、拉丁美洲、俄国、中东及北非、南亚及印度等区域有关，这些区域中的国家相对比较贫穷。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汇集了一些原本只是区域研究的专家，经过主编的精心组织，这些人的研究主题开始具有全球史意味。他们普遍认为政治及文化定义下的区域并非唯一的分析单位。本书所探讨的区域既有国家，也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区域。
    经济史很早就进行了全球转向的努力。经济史的全球转向与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的研究密不可分。彭慕兰的“大分流”可说是近来中国经济史与近代世界形成关系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概念。彭慕兰的大分流观点挑战了以往现代世界体系论者的欧洲中心论。他认为19世纪中期之后欧洲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并不是欧洲的独特性所产生的结果，而是偶然性的结果。在19世纪之前，欧洲在政治、军事、社会或文化方面并没有获得超过中国、印度或奥斯曼土耳其的优势，而是19世纪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欧洲的实力。彭慕兰的理论并非凭空而来，在他之前，就已有王国斌与弗兰克的著作以这种观点在书写。王国斌认为工业化是一场不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浪潮所带来的结果；而弗兰克强调工业化是尝试用机械设施来弥补劳动力不足所造成的。（20）彭慕兰在两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工业化与世界统治地位都并非为不可避免的发展所造成，而是偶然机运所带来的意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