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运用心理史学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处理好心理学方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邹兆辰、郭怡虹在《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简析》一文中认为，西方心理史学方法一方面打开了历史学家的眼界，有助于揭示历史活动中个人或群体的较深层的精神世界，以探寻各种历史人物或人群的各种行为的内在动因，从而加深历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西方心理历史学又缩小了史学家的视野，它放弃了更广阔的天地，置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于不顾，把复杂、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自然化、个人化、心理化、情感化。这种夸大个人心理因素作用的方法。并不能真正发展历史学，而只能伤害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应当指出西方心理史学方法的弊病，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搬用。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把心理史学方法摆在适当的位置上，“历史学家应逐渐选择更科学、更有助于解决人类历史问题的心理学理论作为他们的有力武器，去揭示历史创造者们的内心世界及其活动的规律”
    陈峰在《江汉论坛》1988年第1 期发表的《论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心理历史学的评估和争执，主要归于两个症结：一是心理历史学是否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是心理历史学的功用到底如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历来重视人的作用，重视人的精神活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解剖人的观念，分析人的精神活动，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家所必须要做的一项重要内容。寻求人的精神活动轨迹的心理分析方法，非但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相矛盾，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史方法的一种补充。但是，历史心理分析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之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应用。
    赵吉惠在《历史学方法论》第11章中考察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理分析范例，并指出对于历史心理分析，既有属于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也有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前者把心理分析作为历史观，把心理活动作为历史的决定力量；后者从来不否认精神因素、社会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仅仅把心理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将其纳入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
    辛敬良则在《社会心理与唯物史观》（18）一文中提出，人的心理既受肉体组织的制约，又受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社会心理有别于普通心理学范畴的心理，前者指社会生活在社会人（集团、阶级、阶层等）的意识中的反映，是和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直接相联系的；后者是指单个人的心理活动和大脑活动之间的联系。普通心理学撇开人的社会地位、所属阶级以及民族种类等特征，去研究一切正常个人具有的诸如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借助语言进行交往的能力以及行为中的目的性等等共同的心理特征。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心理看作是社会意识的一个层次，指的是人们在情感、情绪，情趣、意志、性格、风尚、习惯等方面的特征的总和，可分为时代心理、阶级心理、职业心理等等。为着更好地坚持唯物史观，重视对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又必须把社会心理看作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社会心理。
    蔡雁生的《创立“历史心理学”争议》（19）一文，从创立“历史心理学”的角度也提出，“历史心理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有些西方学者把社会发展看成人们心理活动的结果，甚至归结为帝王将相和某些当权领袖人物的思想、动机、意志、感情和性格的力量，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我们要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客观规律不可抗拒的历史前提出发，去研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发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能动作用。对于任何历史现象，心理现象以及任何人物的心理活动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历史的影响，都应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史实，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还有些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中应用心理史学方法需注意的其他一些问题。如周义保在前述文章中提出，在史学研究中进行社会心理分析，首先要研究社会心理的产生和发展，要研究它受到哪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否则就会本末倒置；其次，社会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通过社会化的人来实现的，而人们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讲要受人们的经济利益所制约，因此不能任意夸大社会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其三、必须认真细致研究反映时代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研究当时的哲学著作、宗教经典、法律条文、文学作品、歌谣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以及各种历史文献，才能找出那些最能反映时代要求的心理特性；最后，需注意社会心理分析仅仅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它既不能代替其他具体方法，也不能用来研究一切历史问题，只有运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综合研究，才能使研究成果更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