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人类学本身是研究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综合性、边缘性学科，它首先产生于西方国家，萌发于16世纪。受达尔文进化论推动，到19世纪中叶形成为独立学科。到20世纪初，发展成为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的综合性学科，早期人类学主要是对原始部落社会的研究。二战以后，逐渐突破传统人类学的局限，而关注当代社会，形成乡村人类学和都市人类学以及应用人类学等分支。至于人类学学科体系下的具体分科，有的分成数科，有的分成二十多科，还有的分成四十多科的，意见远不一致。西方人类学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在前辈学者努力下，出现了不少学术译著、论著和各种调查报告，形成了南北两个学派以及北方、东南、南方、西南几个研究中心，从而奠定我国人类学发展的基础。解放后由于我国学科设置采取苏联模式，排斥西方模式，人类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类学很快得到恢复和振兴，在译介大量西方人类学论著的同时，并就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而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发表的有关人类学的论著不少，但将人类学方法介绍到历史研究中来的却不多，只有少量介绍西方史学情况的文章对此有所涉及。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它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据荣颂安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1期发表的《历史人类学简介》，历史人类学是随着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日益盛行，在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相互渗透、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是从历史学这个领域出发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引入了历史学，试图对它们作出历史的解释。历史人类学以人类社会文化、即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人类全部生活为研究对象，但主要是研究人类物质生活的，旨在通过这种研究，深刻地再现普通人民群众的“非事件”的“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荣颂安介绍说，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萌发于19世纪末，法国史学家弗兰德林1890年出版的《往日的个人生活》一书便代表了这种趋向。而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有赖于年鉴派的努力。该派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为开拓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70年代以后，德国以外，历史人类学在欧美不少国家获得了发展。“当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发展状况表明，历史人类学在革新和扩大传统史学研究领域，重视和恢复普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应有地位与作用方面，对当代史学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这类著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通俗易懂、趣味无穷，很适应普通读者的水平与要求，因而十分有利于史学研究成果和历史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密切史学与普通读者关系的桥梁作用”。
    贾宁的《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23）一文，则从美国人类学对历史学的促进，并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来考虑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角度，较为具体地论述了人类学原则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对此提出六点看法。其一，人类学研究原则对史学家提出了以参与者的姿态进入历史环境并理解研究对象的要求，以此加强治史的科学性。“人类学主张，作为外来者的人类学家，在充分深入和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和文化特质以及主导其行为方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境界之前，不可能准确地解释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信念、信仰和行为方式。如果带着自己文化中固有的观念去建立与自己不同文化中人类生活的图象，这种图象必然失真”。关注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学家据此领悟到，“越是象人类学所要求的那样摆脱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和臆断，历史学家就越能把自己重建历史社会，进而解释历史社会的任务建筑在一个更客观、更真实、从而更精确的基础之上”。其二、“现代人类学研究构成社会生活各种表现形式的无意识过程，启发了历史学家们开拓那些人类社会还未能解释的领域”。人类活动的无意识部分如同有意识部分一样，会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历史发展进程。“运用人类学对人类生活无意识部分的研究理论及方法，挖掘和认识这一部分人类行为在社会发展中的表现及其作用，无疑对于探讨我国传统文化的反思问题和重新认识我们民族文化等重大问题有积极意义”。其三、史学家从人类学中引入了文化概念，作为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的一个方法。他们发现，“处于一个在整体上属于相同文化系统的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不同层次上理解和实践着这种文化的内涵。社会阶层的区分在表现于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差别的同时，也表现在文化和由文化决定的生活方式上。研究文化的变化则可以用来说明阶层关系的变动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作者说，这种文化分析的方法可以用于我国的历史研究。人类学家对人类的研究，深入人类各种文化现象的内部挖掘其全部意义。这种研究方法被历史学家用来在力图阐明历史事件、在时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同时，更深入地专入所研究事件、事物的内在含义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人类学研究的很多内容有助于史家对社会进行更全面、具体和深入的了解。其四，人类学文化分析法进而发展为比较分析法，是史家应从人类学吸取的要点之一。其五，人类学家以微观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影响了历史学家治史的内容和角度。“这种以微观的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出发，研究人们日常行为--婚姻、家庭、性别关系、血缘群体、村社组织、工厂生活、娱乐团体等繁多的维系人们实际生活的各个部分--之根本，在于透过社会的表面现象走入有血有肉的社会实体。这种研究步骤是从人们具体行为中发现文化含义，这些含义所表达的社会、政治或经济意义，行为者自身对这些意义的理解，研究者对此的解释和评论”。这种微观研究可以避免单纯客观研究而带来的笼统和失真，它同客观研究并不矛盾，而为客观研究的结论奠定了翔实的基础。其六，借鉴人类学而对史学提出新标准的同时，提高了对史料理解、选择和运用的新要求。作者最后总结说，总之，人类学在史学中的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史家开辟一条新的治史之路。人类学对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进入研究环境，捕捉研究对象自身的世界图像和文化概念，和在近距离观察中做结论的要求，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加强了史家治史的客观性；人类学家对人类思维和行为无意识方面和过程的探讨，促进了史家对人类活动和社会问题认识的全面性；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打开了史家解释人类关系的新角度；人类学比较方法的运用增加了史家论的鲜明性和准确性。而这一切的综合，是建立在真实、全面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作者以上所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美国史学所起的变化，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此外，还有学者介绍了历史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口学是处在历史学和人口学衔接点上的边缘学科，它主要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过程与发展规律以及人口政策史。吴杰在《新人口论史学》一文中，介绍了马尔萨斯的生态平衡规律构成了新人口论史学的理论基础。关于人口发展的曲线和有关地租、价格和工资的假说，则构成新人口论史学阐述历史发展的准则。这种史学采用的主要方法有计量研究、聚集分析法、家庭重现法和新模拟法。作者还批评了该史学的人口决定论以及否定历史过程存在质变等理论错误。关于人口学究竟有哪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运用于我国的史学研究，以及如何运用，目前尚无专文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