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孟子思想的关系
    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孟、荀是其中最重要的两派代表人物。推尊孟子，使后人以孔孟并称者，亦自太史公始。因为“其传孟子虽与荀卿、邹忌等同列，然叙忌等尊宠处，即云：‘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又云‘卫灵公问阵，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子称太王去邠。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并称。是尊孟子亦自史迁始也”（40）。司马迁把战国诸子的很多人都集于一传，而总题为《孟子荀卿列传》，亦可见对孟子的推尊。
    《史记》对孟子身世行事的记载非常简略，令人注目的是，书中反复强调孟子重义轻利的思想。“何必曰利”这句话成了司马迁论孟子的中心点，它在《史记》中共出现了三次。
    司马迁之所以一再强调孟子的“何必曰利”，并发出“利诚乱之始”的慨叹，其实是一种曲折地指斥时政的方法。汉武帝与民争利，行“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物，与商人争利。《平准书》中说，武帝即位以来，“武力进用，法严命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所以曾国藩在评《货殖列传》时指出：“自桑孔辈出，当时之弊，天子与民争利。《平准书》讥上之政，《货殖传》讥下之俗，上下交征利，《孟子列传序》所为废书而叹也。”（41）这确实看出了微言大义，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司马迁不但认为上下交征利是当时社会危机四伏的原因，还把这种观点一直贯彻到商周以来的历史中去。商纣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周幽王任用虢石父，“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因此“国人皆怨”（42）；共和行政是历史上一大事变，司马迁把它作为《十二诸侯年表》的起点，作为王权衰落霸政时代开始的标志，究其起因，就在于周厉王“好利”，令荣夷公行“专利”，以至终于酿成国人逐厉王于彘的大乱。所以司马迁“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43）。在《史记》中，太史公废书而叹者共有三次，都是因为“利”。除《十二诸侯年表序》和《孟荀列传序》外，还有一次是《儒林列传序》中：“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是慨叹公孙弘欲以利禄诱进仕途，把学术变成追求利禄的工具。
    司马迁的义利观是义、利并重的。他重利的思想主要来自法家，特别是管仲，这在《货殖列传》等篇中有充分的表述。他那些重视财富和利益的观点被认为是“崇势利而羞贱贫”（44），这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司马迁义利观重义的一面。司马迁虽然肯定人的欲望，认为富利之心出于本性，即对利的追求是合理的、正当的，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但同时他又认为如果处理不当，利也是导致动乱的原因。若不加约束，任其发展，必至于争。争的手段或以诈谋巧取，或以武力豪夺，结果必至于乱。据于高位者如率先争利，更会起到加剧动乱的作用。司马迁描写了古今为争利以至君臣相杀、父子相残、兄弟相灭、夫妻反目、朋友成仇的众多事实。他总结历史上的规律，认为过份争利会给社会带来衰亡，所谓“末世争利”。因此，他吸收了孟子重义轻利思想的积极成份，来反对统治者的“争于机利”。儒家的义利观总的说是重义而轻利、先义而后利的，这种倾向愈发展愈突出。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礼记·乐记》中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但孔子还主张“富之”，到董仲舒就认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了。司马迁在吸收孟子轻利思想时，注意了分寸，他并没有一边倒。他只是反对导致社会动乱的上下交征利，而并不否认追求富利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重民思想最突出。他把民的地位置于国君和社稷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司马迁运用“民为邦本”的观点考察社会变迁，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秦之亡在于虐民。子羽暴虐，汉行功德，道出刘兴项败的根本原因。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武帝不恤民力，大肆搜刮，郡县相聚以叛，大郡至数千人，致使朝廷无可奈何。在《史记》中，凡是以暴力权诈得势于天下，轻视百姓的。都没有好下场，吕不韦、李斯、蒙恬都是这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观点贯穿于《史记》全书。
    司马迁还从孟子思想中吸收了反对不义之战，反对杀人过多的观点。孟子的反战言论很多，如：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怎样才能统一天下时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45）。司马迁十分赞同这些说法。他认为秦失天下即与严刑杀戮有关。他对项羽这个历史人物充满同情与喜爱，但对他好行残杀则深恶痛绝，指出好杀人成了项羽必然失败的致命伤，难免“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可悲下场。在《白起列传》中，司马迁一再强调白起杀人之多；攻韩“斩首二十四万”；拔魏之华阳，“斩首十三万”；攻韩陉城，“斩首五万”；长平坑赵卒四十万。所以最后白起被杀时深以自责。但是，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并非与孟子完全一致。孟子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而司马迁则肯定正义的战争，肯定统一战争的必要性。如他对秦的统一战争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46）。
    孟子最先提出了社会分工必要性的理论，他在与农家代表人物许行辩论时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47）。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必须有所分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各种职业都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司马迁的历史观主张发展变化，但其中也有受孟子历史循环论影响的痕迹。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48）。“由尧舜至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49）”。司马迁认为自孔子到他又五百岁了，大有上继孔子之志。他认为：“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50）以孔子光大学术的精神自任是可以的，但硬要以“五百岁”的框子去比附，却不能不说是受了孟子的理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