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子以母贵，母以子贵”（66）。此本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之文。
    （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67）。与《公羊传》最终的“以俟后圣”的意同。
    另外，《史记》各篇人物纪传的标题，有的称名，有的称字，有的称子，各不相同，也是取法于公羊家之微言大义。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受公羊学的影响之深。《史记》记载春秋史事，取《左传》、《国语》最多。司马迁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史实多有误，但在论赞中却多取公羊家之说。换言之，即司马迁对《公羊传》的吸收不是从编纂学的角度，而是从思想方面，所谓“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68）。司马迁的《春秋》之学主要得自于董仲舒，董乃专精公羊之大家，所以司马迁受公羊学影响处亦即受董仲舒思想影响之处。
    司马迁受董仲舒影响的重要点，在于公羊家大一统的理论。他们都主张实行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这实际上也是司马迁受整个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影响之处。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也主张“天下为一”；董仲舒则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受其影响，司马迁明确表示肯定秦朝“海内为郡县”的做法，甚至称扬“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战国时“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69）。司马迁对汉的统一充满欣喜的赞誉：“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70），“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71）。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作为，虽然过多地从扰民的角度加以责备，但对他采取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拥护的，从他对待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态度也可看出。他认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72）。吴、楚等诸侯国因封地逾制，“擅山海利”而终于导致七国之乱。对于淮南王、衡山王联合反叛朝廷，司马迁也给予严厉的谴责，说他们“不务尊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73）。司马迁赞成景帝的平乱，说七国伏辜，大安殷富；肯定晁错建议削藩是“为国家树长画”（74）。他也赞成武帝的推恩令，认为“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只有采取“强本干，弱枝叶”的办法，才能做到“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75）。而董仲舒正是主张“强干弱枝，大本小末”（76）的。
    董仲舒采用阴阳家的办法把经学神学化，“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甚至搞“求雨”等迷信做法，司马迁是不以为然的，这在《儒林列传》对董仲舒的嘲讽中表现得很清楚。
    董仲舒主张实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司马迁要求容许各家学术并存的思想是尖锐冲突的。
    以上分别就孔、孟、董对司马迁的影响作了分析。此外，司马迁还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重要理论--“革命”思想。
    儒家主张，对昏庸暴戾的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推翻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平人”（77）。孟子认为殷纣王这样的暴君是“一夫”，应该诛讨（78）。司马迁所说的“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79）则是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先秦，起而“革命”者局限于“世家”，商汤、周武、秦王政都是积数代之功力才得以取代前朝。而秦末，“革命”者由贵族变为平民，“王迹之兴，起于闾巷”（80）。陈胜为人佣耕，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刘邦不过是个小吏；连先祖曾为贵族的项羽也已“非有尺寸”之土。然而正是这些身居下层者“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81）。过去是“无土不王”，司马迁却提出“安在无土不王！”（82）辕固生与黄子在文帝前辩论“汤武受命”一事反映了时人对“革命”的矛盾态度。司马迁对这“生民以来未有”的大事变自有卓识，他认为不应论其出身如何，只要是首先起而推翻暴秦者，即为应天顺人的“革命”行动。由认为汤、武“世家”夺权是革命，到承认陈、项、刘平民起义也是革命，这是司马迁对儒家“革命”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陈涉与汤、武并列，所以会同情孔子后代手捧礼器追随起义队伍，所以说刘邦是“受天命”。班固把陈涉由“世家”降为“列传”，刘知几等人对把陈涉列入“世家”不理解，近人又从现代观念出发认为司马迁是出于对农民起义的同情，其实都没有理解司马迁的真意。
    注释：
    ①《义门读书记·史记》，汲古阁本。
    ②见张大可《史记研究》第30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邱逢年《史记阐要·全书脉络》，北京图书馆藏钞本。
    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
    ⑤《与挚伯峻书》，转引自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第63页，商务印书馆1956年重印第1版。
    ⑥勒德峻《史记释例》第18页，1933年商务印书馆版。
    ⑦《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