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汉儒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对待先秦儒家与汉初儒者态度大相径庭。他对孔孟充满钦敬之情，这主要是从他们的学问和人品上面来认识的。同样，对于汉儒的反感，一是认为他们没有学问，二是感到他们人品低下。关于前一方面，在《史记》中几乎见不到对公孙弘、叔孙通之流学术思想的论述，字里行间却表现出对其欺世盗名的揭露。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51），“缘饰”二字表明只不过是用儒学来装璜门面。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叔孙通靠为汉高祖制定了一套显示皇帝威风的礼仪而得宠，而在司马迁看来，这些只不过是“礼”的皮毛，“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52），所以《礼书》多取《荀子·礼论》，而不取叔孙通之礼仪。《孔子世家》中记有晏婴对儒家繁缛的细微礼节提出的批评，“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话虽是晏婴所说，但间接地反映了司马迁的态度，可以看作是针对叔孙通一类“陋儒”的斥责。他们并非精通儒学真谛的学者，而是“缘饰以儒术”的投机家。关于后一方面，在《史记》中也很明显。公孙弘为一己私利而排挤董仲舒。司马迁通过辕固生之口说出，公孙弘是“曲学以阿世”的“谀儒”。叔孙通先是为取宠秦二世而“面谀”，为诸儒所不齿。后投奔刘邦，又专设法讨刘邦的欢心，甚至改儒服为楚衣。这种人毫无原则、气节可言，只会“与时变化”。鲁之两儒生当面指斥叔孙通：“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就是这种人，“卒为汉家儒宗”（53），所以司马迁对汉儒的反感是有道理的。司马迁认为，儒学虽在武帝时代占据了统治地位，致使“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54），但儒学的精神却变质了，“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55）司马迁时时对“常毁儒”的汲黯流露出同情和赞叹，正是因为他所“毁”的都是这一班变了质的汉儒。
    总之，司马迁认为孔孟等先秦儒家是具有近乎悲剧意味献身精神的思想家，为理想不顾个人荣辱穷达，而汉儒则多是借儒术以达到个人营利目的者。司马迁对叔孙通、公孙弘一类汉儒是充满反感和鄙夷的。他们对司马迁在思想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真正有影响的，是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及以他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
    虽然司马迁的思想与董仲舒有很大差异，但他毕竟曾从董氏学习。司马迁也与董氏同有不遇之感慨，“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56）。而且董仲舒也与公孙弘之流不同，是个真正的学者，司马迁从他那里受到的公羊学的影响还是相当深的。曾国藩说“自秦焚书以后，汉之儒者，惟子长与董仲舒见得大意（57），大概就是从公羊学方面讲的。
    《史记》中很多地方的思想明显与《春秋繁露》相通，如：《自序》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下面再来考查一下《史记》中采公羊学说之处：
    （一）“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58）此本之于《公羊传》宣公十八年的“申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藏，辟其号也。”
    （二）“《春秋》讥不亲迎”（59）。此本之于《公羊传》隐公二年，“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
    （三）“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60）此本之于《公羊传》定公元年的“定哀多微辞。”
    （四）“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61）。此本之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五）“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62）。此本于《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六）“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63）；又：“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64）。这是把后圣解释为汉高祖，不过是因为汉时盛行公羊传，学者们所取的一种手段。后来何休的注也采用此说。《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注：“预料《春秋》授刘帝”，“待圣汉之王以为法。”
    （七）《孔子世家》中，孔子去陈适卫途中，被蒲人所止时，蒲人“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此事为后世学者多所怀疑。崔述在《沫泗考信录》中认为：“此乃战国人之所伪撰，必非孔子之事”（65）。《史记》的上述说法虽未见于今本《公羊传》，但《公羊传》庄公十三年叙柯之会曹刿劫桓公，而《史记》有载，应是据《公羊传》。孔子说要盟可犯大概亦为公羊家所传，司马迁取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