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世界历史发生巨变的年代。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后期，华人的迁徙流动构成世界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迁移的一部分。其中非洲华工是构成这次华人劳动力世界性迁徙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国内的相关著述虽数目不菲，专门研究却不多见。目前对该问题史料收集较全、记载较为详尽的有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第四、第九辑。在这三辑内容中，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契约华工的历史记载颇详，其中包括海内外各界人士相关著作的摘译、时论、信件和回忆录等较为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对我们了解华工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方积根主编的《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选编了有关非洲华人华侨问题的论文并作了专著摘译，其中对于非洲的契约华工有所论及；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是一部研究契约华工问题的专著，有关非洲契约华工的历史在其中有专门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李安山的新著--《非洲华人华侨史》，它是第一部论述全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著作，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该论著对于契约华工的记述虽篇幅不多，但相关史实及数字考证严谨，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还有一些介绍中外关系史的文献也对在外华工的状况进行了记载：如艾周昌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侧重从官方及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非洲华工的状况；此外，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如澳大利亚学者颜清湟的《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着重记载了晚清政府对出国华工的政策和态度；南非两位华人女士叶慧芬和梁瑞来合著的《肤色、迷茫与让步：南非华人史》，揭示了一个外来民族在南非三百年的遭遇，对了解南非华工出国的历史甚有裨益。
    在非洲诸国家中，南非政府素以推行种族歧视与隔离政策昭彰于世，作为有色人种的华工在南非的处境是非洲华人中最为艰难的。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他们对于世界经济转型中英帝国的地位及其国内政局的影响，对于南非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南非华人社会的成长，其作用都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将主要分析探讨南非的契约华工。
    印度侨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劳动力大迁徙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将这段历史时期的印度侨工和华工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对于世界移民史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从中了解到世界历史变革中的两个亚洲国家--中国与印度的社会状况及其异同；并可借此考察英国殖民者在经济转型不同时期中的劳工政策。国内学术界把这两种为数最多的侨工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与比较的论述甚少，梁英明曾撰有论文对现代马来西亚的华人与印度人社会进行过比较研究，[1]受此启发，本文拟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华工与印度侨工在南非的情况作一对比，粗浅不精，意在抛砖引玉。
    一、契约华工迁徙南非的历史原因
    早在奴隶贸易的后期，一些欧洲国家就开始在中国引进契约劳工。[2]虽然1904-1910年是契约华工赴南非的高峰期，但中国人最早到南非做工，是在18世纪中叶。当时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排华政策，将一部分华侨流放到南非好望角。于是，成批的中国人开始被运往南非作奴隶。但是人数每年从未超过100人；[3]1806年，英国取代荷兰统治南非，这时掠夺中国劳动力的形式变成了“苦力贸易”（Coolie），实际是奴隶贸易的继续；19世纪头50年采矿工业的发展，使中国移民的数目逐年增加，但契约华工以合法身份大批移入南非，则是在20世纪初期。
    那么这一时期契约华工迁移非洲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国际迁移行为的产生，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迁移发生机制上说，主要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相联系。
    1.“推力”溯源
    1904-1910年迁徙南非的契约华工主要来自中国的山东、河北，其次是广东、福建地区。据统计，1904年至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共招华工63,811名，其中从香港出口者有1,741名，秦皇岛出口者43,258名，烟台出口者14,675名，天津出口者4,137名。[4]虽然广东、福建两省素有移民传统，并一直是中国向外移民的中心，但1904-1910年迁往南非的契约华工的绝大部分却是来自中国北部，尤其是河北、山东和河南地区。
    南非殖民当局曾考虑到广东移民历史较长，故一度把中国南方作为招工的首选地区。[5]1904年，“香港成为契约和承运华工的中心”，但一年以后，“招募对象转向华北，香港站在1904年年底结束，改由芝罘和秦皇岛两港承运华工出国”[6]（笔者注：芝罘指烟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几点原因可以考虑：（1）在英国资本家看来，中国北方劳工体格健壮，更加适合矿区劳动，而南方工人身体素质较差，患病率高：在第一批与第七批抵达南非港口的总共1,455名南方华工中，除724人留至1906年底外，其余均由于患各种疾病被遣返；[7]（2）由于南非金矿的劳工短缺严重，大规模的招工必然要突破传统的移民地区，向北方扩展；（3）山东、河北地理条件优越，芝罘和秦皇岛两大港口便于承运华工，且此二省移民风气也较重。从迁出地的“推力”来看，契约华工出国的原因大致可分成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原因。自从英帝国利用坚船利炮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殖民国家蜂涌而至。从19世纪中期起，爆发于中国本土上的入侵战争连绵不断，尤以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1899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为剧。此后，列强瓜分豆剖之势日趋明显，中国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政府在历次抵抗外侵的战争中均以失败而告终，被迫向列强割地、赔款、出让主权，下层百姓备受压迫与剥削，中国人民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一股出洋之风在全国各地越刮越烈，尤其是北方的河北、山东和南方的广东、福建四省在原有的移民传统的基础上，出国之风更为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