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清朝政府与英印政府在对出国侨工的保护力度方面存在差异。19世纪的印度为英属殖民地，纳塔尔当局要从印度输入劳工，必须征得英印政府的同意。英印政府与纳塔尔英国殖民当局虽同受大英帝国管辖，但英帝国为了维护国际形象、巩固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不得不对自己殖民地的人民的要求有所考虑。1856年，英印政府曾因纳塔尔方面提供给印度劳工的工资不足而拒绝向南非输出苦力；1859年同意劳工输出，又在公众的舆论压力下，与纳塔尔殖民者进行交涉，解决了劳工的生病治疗问题，还为劳工争取到了劳动期满居留南非并享受与白人同等待遇的权利，虽然这项权利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但毕竟给印度侨民提供了一层保护。客观地讲，英印政府在维护出国侨工的权益方面还是有成效的。
    相比较而言，清政府对南非华工提供的保护则显得不够。这主要是由当时清政府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自身难保，毋言保外。史料记载：“1866年清政府和英法公使签订《续订招工章程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招工手续、契约期限、工作时间、疾病照顾细则……英政府不肯承担工人回国川资……此后三十余年中，英国政府与商人继续滥用1866年条约的权利而不受条约义务的约束，使被骗诱出国的中国工人得不到任何保护与保障。”[60]1904年的《中英会订保工章程》，与1866年《续定招工章程条约》相比，英国方面如要招工，已无须再向清政府提出申请，而改为径向清政府发号施令了。清政府名存实亡，即便是中国官员有保护南非华工的意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华工们在这种局面下背景离乡，所能遭遇的灾难就可想而知了。
    三是南非资本家对契约华工惨无人道的压榨与欺凌造成广大华工的暴力反抗，从而导致华工境遇日渐恶化，也是致使印、华侨工的生活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南非华工既得不到本国政府庇护，又得不到当地法律保护，虽然他们也会在华人领袖的号召下有组织的参加华、印侨民共同发起的消极抵抗运动，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抗方式是自发的，常带有秘密和暴力恐怖的色彩，造成矿主和劳工之间冲突不断。在兰德矿主的眼中，“中国人既不怕挨打，也不怕死，他们若不想干活，谁也拿他们没办法”。[61]
    在19世纪末以前，南非的印度侨工一直未采取过有规模、有组织的反抗英国雇主的行动。直到1894年，南非印度移民才在甘地的领导下开始了有计划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暴力反抗是被绝对禁止的，最激烈的抗议方式也莫过于罢工和绝食。因此，雇主与劳工之间虽也存在敌对关系，但终究无大的冲突，双方反而都得以相安无事。
    四是来自两个不同国度的劳工们所体现的各自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具备的心理状态不同。就华工而言，由于长期接受的是“天朝上国”的儒家思想的熏陶，民族自尊心强，重视“团结”、“统一”的观念，具有“忠君爱国”和“侠肝义胆”的气节。比如，他们身后的辫子是“忠君”的象征，在他们看来神圣不可侵犯，却遭到南非白人的嘲笑与戏弄；南非的契约华工们容易拉帮结派：他们秘密结成具有严格纪律的“暴力组织”，“团结如一人”。当华工欲向矿主实行武力报复（甚至杀人）时，便向组织汇报，委托组织为其筹金、办理后事。[62]
    南非印度侨工由于民族上的区别交往很少；印度侨工从本国带来了他们的种姓制度，虽同为出国劳工，却存在不同种姓级别的差异。这种与生俱来而又泾渭分明的种姓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印度侨工的分裂。作为个体存在的劳工自然驯服得多。另外，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矛盾也给印度侨工内部又平添了一道屏障，很多时候，印度侨工所组建的“秘密组织”是用来搞宗教对立，与华工组织的性质不同。
    最后要指出的是，华工从没落的晚清王朝所带来的部分不良习气也是构成其遭受严刑与迫害的原因之一。晚清盛行赌博和吸食鸦片，一些华工到南非后依然积习难改，甚至不惜用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赌博和从南非鸦片商手中购买高价鸦片。1905-1906年约翰内斯堡外国劳工局年度报告中分析华工犯罪的原因：“造成各矿华工一切犯罪行为的最大原因是赌博和因赌输了负债，在较小程度上，还要加上非法的鸦片买卖。……苦力购买这种鸦片，负下重债，无法偿还，被迫逃亡。游荡一段时间以后，因饥饿所迫，为了活命而抢劫。”[63]德兰士瓦尔的鸦片贸易盛行，引起殖民者的恐慌。在对华工的补充法令中增加一条：“华工持有鸦片膏、鸦片精或罂粟子者罚款二十镑或三个月监禁。”[64]因嫖娼和偷窃而遭惩罚的华工也不罕见。由此看来，部分华工的不良习气是加深其悲惨命运的一个原因。
    五、南非契约华工的贡献与影响
    从1904年第一批契约华工被运往南非，到1910年南非殖民当局遣返几乎全部华工为止，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不过7年之久。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它对20世纪初叶英国与南非的政治、经济以及对于南非自由华人社会的影响决不容忽视。
    首先，契约华工对于南非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契约华工制是应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开发殖民地或本国经济需要而组成的劳动大军，它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废除后及时地补充了世界各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力。契约华工以自己的血汗开发了当地经济，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前文已表明，华工的到来使兰德的矿业复苏并得到迅速发展，黄金采掘成本的逐年下降表明了中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约翰内斯堡及其周围的兰德矿区，曾经是一片莽莽野林，后来发展为南非的经济中心和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这当中有着华工之巨大贡献和牺牲”。兰德33家金矿公司已从1903年的家家亏本到1905年的家家赢利了，[65]生产已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从1904年起，仅仅在两年内，南非金矿的矿产值便窜升到世界首位。[66]
    契约华工的作用正如当时南非的一位记者所评论的那样：“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挽救了约翰内斯堡、兰德和南非。拯救国家是我们引入华工首先所考虑的，至于这个‘实验’的负面效果是次要的。”[67]英国政府也承认：“华工在南非采矿业最困难的时期做出了贡献”。[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