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南非招工案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英帝国的发展[69]：（1）当时欧洲列强对欧洲的瓜分正近尾声，德兰士瓦金矿的开采使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得到扩展与强化；（2）英国在中国的洋行与英国政府一起在贩卖中国“契约劳工”的整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在中国进行扩张和渗透的机构；（3）华工在南非遭受苛待并进行反抗斗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英国伦敦，是否应从中国继续招募劳工的问题引起英国议会的激烈辩论，自由党拥护者以保守党殖民大臣虐待华工为由坚决反对继续向南非输入华工，结果在1906年1月的议会大选中[70]，自由党以华工问题为政治资本赢得了对保守党的胜利。[71]
    1907年6月，英国政府决定，在南非招募的华工，凡契约期满者一概遣送回国，不再招募；有关契约华工的法案，自1908年3月21日失效，华工契约满期后一律遣返。1907年，兰德华工还有41,319名，1908年减至21,027人，1909年减至2000多人，1910年3月，兰德矿区最后一批契约华工离开德兰士瓦回国。[72]1910年底，几乎全部华工都被遣返。
    第三，契约华工在南非的历史，不但对于英帝国及南非国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该时期内多达6.4万人的契约华工对于分布在德兰士瓦、好望角及纳塔尔的为数仅2300人的南非自由华人来说，他们带来的历史后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契约华工给南非华人社会带来的最明显的历史后果是南非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特别排华法案”的颁布。1904年，好望角政府为防止以开采金矿的名义到来的华工进入好望角，紧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排华行动之后颁发了《1904年排华法案》，该法案不但严厉禁止男性中国公民继续入域，而且对已经定居的华人也进行严格控制；纳塔尔殖民当局也公布了1904年《过境移民法》，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纳塔尔，同时要求自由华人出入均携带居住证明。[73]在德兰士瓦，华工在反抗暴动中所表现出的“粗野举止”加重了当地社会的反华情绪，德兰士瓦的华人陷于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各种文字攻击中。“华人祸水冲击了当地居民，引起了对亚洲人的普遍反感，不管是雇佣移民还是自由移民。由于人们早就心怀恐惧，白人社会掀起的反亚洲移民的运动愈演愈烈。”[74]
    契约华工给南非自由华人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约翰内斯堡中国驻南非总领事馆的设立。起初，中国驻南非总领事只能参加一般性的政策协商，无权视察金矿，也不存在对华人的仲审权。引入契约华工以后，中国总领事的职权变为“维护华工的权益与福利”，并同时取得对“任意居留在殖民地的中国人”的仲审权。[75]正是在这段时期内，中国驻南非总领事在处理德兰士瓦、好望角和纳塔尔的有关中国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作用。
    1904-1910年的南非契约华工不是现在南非华人的祖先，但他们却对今天的华人社会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现在尚难估量华工的到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南非反华法案的实施，但它却肯定阻碍了好望角华人社会的成长与发展。”[76]
    契约劳工的年代如今已成为了历史。当前的南非仍生活着2.8万多华侨、华人中[77]，有1.2万余人是从东南亚和毛里求斯等地零星移入的。[78]所以今天的南非华人社会与当年的契约华工关联甚少。他们分布于南非联邦的各大城市，以新的面貌从事不同的职业，为南非贡献新的力量，其经济与政治地位较一百多年以前的劳工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度人是如今南非亚洲人的主体。印度侨民与华人华侨除了数量多寡上有所差别以外，在其他领域当中的地位和所受待遇已无差别。
    如何处理主体民族与侨居民族的关系问题，仍是当今各国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历史和现实都已说明：多民族和多元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相互交往、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和相互吸收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发指的野蛮的殖民时代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沉痛的历史教训却在时刻提醒着今天的南非政府：要想真正地发挥外来民族之所长，为南非人民带来更长远的利益，必须抛弃种族歧视与狭隘的民族偏见，为外来民族在南非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而对于华侨华人与印度侨民而言，积极投身于南非主流社会，接纳与吸收多元文化，改变传统观念，才能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与环境。由于种种原因，华侨华人似乎比印度人更难融入主流社会，但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南非各族人民相互适应、相互融合，达到共同发展，必定是历史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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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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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p.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