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英会订保工章程》的签订使契约华工出国合法化。英国以1860年《北京条约》为据，于1903年向清朝提出订立招工章程的建议。清朝庆亲王奕劻1903年10月23日指令驻英公使张德彝负责与英国议订招工章程。张德彝对英国《德兰士瓦输入劳工法案》提出“中国派领事驻扎该处，保护工人利益”、“雇主不得责打工人”等五条意见，英方对其中矿主不得责打工人及不得把工人视同物产辗转租赁等节，始终“不愿载入条款”。清朝这时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国势日弱，想极力讨好外国。在清朝退让下，1904年5月13日在伦敦签订了《中英会订保工章程》。这是由中英双方在政府控制下的招募华工章程。章程只作一般原则上的规定，许多有关华工劳动工时、工资、伙食医疗等具体情况则另订在契约合同中，而在实行合同时，英属殖民当局又可随意所为，使一些条款徒具空文而已；又据1904年德兰士瓦招募华工开矿合同规定：华工“除粗工以外，不得另作别样工夫，此款工人切切记得，勿犯为要”。[25]这些规定就是不准华工从事熟练劳动或半熟练劳动的工作，把华工当作最下等的奴隶来使用。该章程规定：华工做工三年，每天做工10小时，日工资1先令。华工只是作为恢复生产的“临时权宜之计”，所有合同期满者“即回不得延迟”，不肯回者送官罚款、监禁，“勒令返回”。[26]
    一系列的立法终于使得契约华工迁移南非的中间环节畅通无阻，英国人在中国境内招募华工的工作也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了。
    南非殖民当局在法令（《保工章程》）生效以后，规定由雇主与劳工订立三年合同，华工的招募均由矿业会馆的劳工进口办事处经手，他们先在闽、粤等省设立招工据点，后又在天津英租界设立德兰士瓦招工机构总部，在秦皇岛和烟台设分部。招工以层层承包的方式进行，招募者利用“赊欠船票”制度、诱骗和劫掠三种手段把大批华工运往南非。由于招到工人可获得回扣，掮客们（Coolie Brokers）不择手段地进行诱骗，把南非描绘成金子砌成的天堂。在诱骗不成的情况下，他们甚至采用劫掠的暴力手段，以致“北京五城（内城）接连发生丢失人口事件，率多借口招工”[27]。招募来的契约华工一律被投入“猪仔馆”签约画押，装上苦力船，“自愿出洋”。运输途中，不少华工因不堪忍受船上的恶劣条件而死亡。[28]
    可见，虽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苦力贸易”名义上已于1874年结束了[29]，1904年5月的《中英会订保工章程》给南非劳工的招募披上合法的外衣，但实际上除了把“苦力”（Coolie）一词换为“契约工人”（Indentured Labor）以外，华工们迁移南非的过程和方式与先前的苦力贩卖并无多大差异。
    在英国政府看来，契约华工的引入从来不是为了让华工取代黑人劳工在南非的位置，而仅仅是把它看作一种为在短期内迅速补充劳动力所进行的“实验”。作为缓解德兰士瓦战后经济萧条的权宜之计，华工必须容忍种种确保白人利益的不平等条款，契约华工被禁止在南非经商、拥有土地和与白人竞争，契约期满后要服从遣返。这是一种在中、英两国政府的操纵下所进行的非技术性移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迁移。
    三、南非契约华工的悲惨境遇
    被运往南非的契约华工聚集在德兰士瓦，他们为矿业主开采金矿。从1904年6月第一批中国工人开始到达南非，人数为2.4万人，到1906年增至6.3万-6.4万人。[30]此后几年之中，因华工陆续完成契约规定的劳动，或不堪忍受矿主的压迫而纷纷回国，兰德矿区的华工人数逐年减少。加上英国和南非白人社会反对继续招用华工的呼声高涨，最终迫使南非殖民当局废除“招工法令”，到1910年，留在兰德矿区的华工只有1,862人。[31]
    中国劳工的到来，使兰德的矿业获得迅速的发展：1905年与尚无华工到来的1904年上半年相比，兰德的矿井数目增多了1,500个；生产价值增加了23,247,825美元。[32]就劳动力的供应来讲，中国工人到达后，非洲工人和白种技术工人的数目也大大增加。契约华工如德兰士瓦矿业主所想的那样，真的为他们带来了滚滚的财富。
    和资本家的发财致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远离家乡的6万契约华工境遇十分悲惨！
    华工们首先遭遇的是在去往南非途中的种种不幸。英国人马士在他的书中曾把运载契约华工的“苦力船”称作“海上浮动地狱”。在船上，华工们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由于拥挤超载而导致疾病频发，械斗与混杀事件不断；加上淡水与食物匮乏，许多苦力因此而在途中死亡。而到达目的港后，华工们要被剥光衣服进行体检，并在胸口盖上印章，编出号码，象奴隶一样被当众拍卖到矿区。
    对于华工们来说，矿井劳动和生活从一开始便是苛重的苦役和束缚，劳动时间每天长达12小时。[33]他们经常连续几个月内终日在水里劳动。由于安全设备不足，矿井内时常发生爆炸事件，工伤、死亡之华工不断，由于工作劳累、生活艰苦、待遇不良得病死者也不在少数。在1905年7月到1906年6月一年中，因患肺结核、胃溃疡、肝病和脚气等病症而死亡的华工共计353人。[34]工人因此停工抗议，却引来军警镇压，不少华工被逮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