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的工资微薄。华工的工资水平在20世纪初的南非已无法招到任何一种劳力，包括当时价格最低廉的黑人劳力。而矿主们的随意克扣、矿工日用消费的昂贵，使得华工每月入不敷出。契约虽规定华工“或可带妻儿”，但华工工资微薄，根本无法支付养妻育儿的费用。史料记载，1904年输入的契约华工中，“实际带入南非的只有两名妇女和十二名儿童。”[35]狡猾的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招募华工时，契约合同上规定的工资数往往与华工达到南非后实际所得的相去甚远，实际的劳动量也远超出合同所定。时人谢子修在《游历南非洲记》中记载：“按工约及工人合同，订每人每日做工以十点钟为度，工值至少一先令，讵工人到后，则限以每日凿一石孔，深英二尺为度，如不及二尺，工银分毫不给……此等工人，固有冤无路诉矣”。又载：“及按工约及工人合同，订凡（明）机器石凿，帮手人每日工值一先令八便士，……乃至等工人到后不照章办理，而改为上、中、下三等……下等者，减至一先令四便士。此等分法，概由工头喜怒使然，殊不公道也”。[36]南非当局曾虚伪地向英国下议院作出保证：“中国人在德兰士瓦尔的工资每天至少为二先令。”[37]而在与矿工签订合同时却规定“每工人作工，每日给工银一个先令……”[38]。实际上，华工的报酬通常比契约上所订的还要低。[39]殖民者们许诺中国工人和英帝国公民享有同样的到法庭起诉的权利，合同中也注明“若工人有实情要去投诉监察官者（总监察官系华民政务府是也），则虽无东家人情纸，亦可随时去总监察官处诉情。”[40]但实际情况是，“不得监工的许可，华工根本进不了法庭”。[41]矿主还可随意处置和虐待华工，包括罚款、鞭打、禁食、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扣发工资和口粮等。其中对华工的体罚十分恶毒，令人惨不忍睹。
    1904年7月，兰德矿区公布了用鞭打惩罚触犯矿规的劳工的法令，使用“鞭笞、脚镣、黑房、乏食等”刑罚，“凡犯小罪，用犀牛皮鞭笞五十”，“笞其臀，鞭竿断者再三”。[42]每天挖石不到36英寸进度也要挨鞭打，即使打裂了皮肉也要打到规定的鞭数为止，以后发现用橡皮带打人，不留伤痕又使人更痛苦，就改用橡皮鞭打人。波兰德先生给《晨报》信中揭露了华工受鞭打的惨状：“……一声令下，受刑者被剥下长裤，被按着平趴在地上，……掌刑的人手里挥动一根有三尺长木柄的皮条”执行鞭打。如果受刑者企图挣扎，“第三名监工就一脚踩在受刑者的后背上，直到打完为止”。另一种常用的鞭打工具是一根短竹棍：“受刑者脱掉上衣，跪在地上头挨着地面”，监工用竹棍猛抽其脊梁骨，“由于总打一个地方，那块皮肉立刻变成一片红肿”。[43]英国外务部大臣赖脱尔顿在下议院答辩时说：“平时不用藤条鞭朴，若或犯事，亦唯以木棍敲打，最多不得超过24棍”。[44]这种平时不用藤条而用木棍的惩罚，同样是奴隶制时代野蛮的刑罚制裁。
    1905年6月，中国驻南非总领事刘玉麟往各矿区视察，对“任情用事”工头“择其尤其狡狯者数人，勒令矿主辞退”。同月，英国亦下令禁止鞭打华工，此后各矿监工才有所收敛，不敢再肆意“惩治”华工。但鞭笞事件虽有减少却并未停止：1905年9月初，伦敦《早晨导报》刊登该报记者薄兰目睹56名华工在金矿场同时被鞭打，并指出兰德金矿深井一个月内平均每天要鞭打42个工人。[45]
    华工的生活圈子，与扩大之牢狱没有区别。南非当局在兰德矿区实行围场制度和通行证制度进行统治。围场即禁地，在华工居住的矿区建起高大的围墙，有武装警察把门，没有通行证，华工不得离开围场。没有许可证，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厂上有禁闭所，有警察，“比之囚牢，有过之无不及”。[46]兰德矿主被法令允许在各矿区设监狱，矿主可随意叫警察抓人，到1905年8月初，监狱便关押了1,000多名华工。[47]“1905年9月22日，兰德当局不与中国商议，通过加强管制华工的第25号修正法案，扩大外国劳工局监督能力，增加警察人数，在矿区四周布置双重岗哨和巡逻网，准许矿主禁闭‘不守法’华工，扩大惩罚华工的范围。兰德矿区每个白人工作人员都身携手枪，警察的步枪插上刺刀，还有骑兵队处于戒备状态。居民也发给枪支，夜工有人站岗放哨。华工处于戒备森严的恐怖统治之中。”[48]
    华工为了摆脱矿主的虐待和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不得不设法从矿区逃匿，或举行罢工和其它手段的反抗斗争。
    1906年以后，华工不断的反抗斗争使矿主的利润受到大大损害，原来以最小代价挖最多金子的梦幻破灭了：“由于使用华工，已使德兰士瓦不仅变成一座地狱，而且是一座陪钱的地狱”。[49]由于华工不断罢工和四处逃亡，使每座矿山使用华工的成本都大大增加。而此时南非当局用华工作为权宜之计，借以恢复战后矿业生产的目的也已达到了。劳动力已由不足到有余，白人大量增加，用当地人和白人已比用华工更合算，而继续使用华工又会在国际上得到一个不好的名声。为了顾全国际声誉，德兰士瓦于1906年12月6日公布新宪法，明令废止输入契约华工。契约期满的契约华工被勒令遣返，于是大批的契约华工象用完的机器一样被抛回中国。
    四、南非华工与印度侨工的比较
    本文序言中已指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变革的时期，西方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亚洲主要集中在中国与印度。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试图对华、印契约侨工在南非的状况作一比较。
    1.移民类型的比较
    关于移民类型，可以从迁移动因上划分[50]，也可以从迁出地的国家性质上划分[51]。若以前者为标准，华工与印度侨工同属经济类型的国际迁移范畴：即二者都是因为本国经济压迫下的贫困而迁移；若以后者为标准，则华工属于半殖民地国家移民类型，而印度侨工属于殖民地国家移民类型。实际上无论按哪一标准进行划分，华工与印度侨工在移民的基本性质上都没有区别。具体表现在：
    首先，二者的移民机制相同。印度人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移民，开始于19世纪20、30年代，到19世纪后半期以后，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移民达到高潮阶段。成为亚洲最大的移民国家。[52]其中，印度侨工大批进入南非是在19世纪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