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经过顺治八年的奏销整顿，各项钱粮收支的年终奏销，奏销册的管、收、除、在“四柱”格式，以及对奏销册的核查磨算等，已经初步形成制度。并且，在各省及各项钱粮奏销的基础上，户部也有了对全国出入总数的总奏销（注：据记载，在顺治十一年，户部首次有了对全国岁入岁出的总奏报。户部奏称：“国家所赖者赋税，官兵所倚者俸饷，关系匪轻。今约计北直、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原额地丁银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六两有奇，内除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两零，地方存留银八百三十七万一千六百九十六两零，起解各部寺银二百七万六千八十六两零，该臣部下银一千四百八十万三千八百八十四两零，内拨给十一年分各省镇兵饷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两零，应解臣部银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零；又应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又王公、文武满汉官兵俸饷银一百九万一千一百两零，计不敷银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两零……”见《清世祖实录》卷84，顺治十一年六月癸未，又按：顺治“十四年，设巡视官察核光禄寺钱粮，并饬户工两部岁终会计，勿使入不敷出”。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1《国用三》。），载在《清世祖实录》以及《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中的历年全国地丁钱粮总额（注：参见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3分册上《顺治朝历年地丁钱粮统计表》、《康熙朝历年地丁钱粮统计表》、《雍正朝历年地丁钱粮统计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是从顺治八年开始，这正与奏销的整顿与上轨相吻合。
    当然，任何政策的出台，在初始阶段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任何制度的确立，也有逐步完善的过程。顺治八年钱粮奏销的上轨，并不意味着所有奏销都循例进行（注：如顺治十六年云南新复后，“滇省废弛日久，钱粮概多混淆，田地荒芜，户口残缺，十六年分各州县经征米谷，有兵马驻镇动支者，有起运接济者，又有存留未尽者。至若所征银两，有起解司库者，有就近在彼买办粮料支放者。且《赋役全书》于十二月中旬始到，转发各属远近不等，必数月方能传遍，一时难以清楚”，难以造册奏销。见钞档《地丁题本·云南（二）》，顺治十七年二月林天擎揭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还有对相关事项的进一步规定。就有关事项的进一步规定来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奏销时限的规定。上述有关钱粮的奏销仅仅概称“岁终会计”（即年终奏销），至于何时造册进呈，则未加限制。各省如果没有一定的奏销时间规范，造册奏销难免迟延或参差不齐，势必影响到户部的总奏销。于是，顺治九年（1652年）议准：“直省销算钱粮，逐款备造支解完欠清册，户部据以查核。近畿各省限二月终，远省限三月终到部，逾限者参处。”这是有关奏销时限的首次规定。但这一规定仅以“近畿”和“远省”相区分，还较为笼统。因此，顺治十二年又议准：“奏销本年钱粮报部定限，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限次年二月终；江南、浙江、江西、湖广限三月中；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限三月终。”由于两广离京遥远，奏销册籍难以按时到部，顺治十六年又议准：“广东、广西改限五月终奏销。”云贵收复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首先规定了贵州的奏销时限：“贵州钱粮限六月中造册奏报。”（注：均见《古今图书集成》卷134《食货典·赋役部》。）康熙三年（1664年），又规定了云南的奏销时限：“云南奏销钱粮限六月中报部。”（注：《古今图书集成》卷135《食货典·赋役部》。）至此，各省的钱粮奏销都有了各自的时限规范（注：后来，由于钱粮征解的迟延，奏销时限又有所延缓，如雍正七年议准：“地丁钱粮奏销定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令四月到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广令五月到部；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令六月到部。”钱粮征解奏销的迟延，必然影响到钱粮支出的安排，因而又要求各省在正式奏销前，“先造草册一本”。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奏销》。又，与地丁钱粮奏销时限的限定与更改相一致，也有对“兵马钱粮奏销册籍到部定限”的规定。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61页。）。如果奏销违限，则予以处罚，并有相应的处罚则例出台。
    第二，奏销格式的重申。应该说，我国传统的财政制度相对成熟，奏销册的“四柱”格式创立及沿袭，有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注：据郭道扬的研究，唐代前期所用会计结算法，基本上还是“三柱”法，唐代中期出现“四柱结算法”的名目，已经有了由“三柱结算法”向“四柱结算法”过渡的迹象。至宋代，“四柱结算法”已得到普遍运用，而且名目划一，简明扼要，趋于完善。在宋哲宗时期，四柱名目又发生变化，“元管”改作“旧管”，“已支”改作“开除”，“见在”改作“实在”。这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册名目与样式便被固定下来，为明清所沿用。见《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316、396页。在述及清代时，郭道扬概称：“在清代的官厅会计核算中，四桩法的运用较之明代进一步普及。账簿、名籍、鱼鳞册、黄册、奏销册、《赋役全书》，以及《会计录》等无一不取用四柱式。”同前书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173页。）。如上所述，在崇德三年（1638年）及顺治八年（1651年）的奏销要求中，已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格式规定。但征诸现存档案，可以知晓，这种规定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如山西省顺治八年的地丁钱粮奏销册，分为原额、存留、起运、续报、续完、未完等项（注：钞铛《地丁题本·山西（二）》，顺治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车克题本。）。顺治十六年的地丁钱粮奏销册，分为原额、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项（注：钞铛《地丁题本·山西（二）》，顺治十七年二月白如梅题本。）。又如同年的山东省兵马钱粮奏销册，分为旧管、新收、拨兑、开除、实在等项（注：档案，顺治十七年二月三十日许文秀呈《奏销十六年兵马钱粮文册》。）。再如两淮盐区顺治十年的盐课奏销册，在“正项钱粮”、“杂项钱粮”、“部议十四款”等款目类别中，分为额征、征解、未完、带征、实征等项（注：档案，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梁凤鸣呈《顺治十年分征解过正杂盐课钱粮数目文册》。）。鉴于这种奏销格式的混乱，康熙十一年（1672年）再次申令：“奏销册，直省布政使司总数，府州县细数，皆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以凭稽核。”（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奏销》。）经过此次申令，在地丁钱粮奏销和兵马钱粮奏销中的四柱奏销格式基本划一。但我们也注意到，此后并不是所有的钱粮奏销都采用了四柱格式（注：如康熙十八年两淮盐课奏销册，在“正项钱粮”、“杂项钱粮”（前揭“部议十四款”已归并入杂项钱粮下）类别下，分为额征、实征、起解、存库等项。见档案，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布哈呈《两淮运司康熙十八年分正杂钱粮文册》。又如康熙十九年江苏杂税奏销册，分为旧额、加增、议增、已完、未完等项。见档案，康熙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慕天颜呈《康熙十九年分江苏八府州属牙帖、田房、牛驴猪羊等杂税册》。）。所谓“无一不采用四柱式”（注：见前揭郭道扬书。），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