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月报制、冬估制、春秋拨制的实行。1.月报制。如上所述，清代的钱粮奏销采取年终奏销制。但对不时动用的钱粮奏销则没有规定。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因工部钱粮奏销“情弊甚多”，始谕令：“凡有修理之处，将司官笔帖式俱奏，请派出每月支用钱粮分晰细数，造册具奏。”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谕令户工二部，“将不启奏用咨文动支大小款项钱粮，于月终汇奏”（注：《清朝文献通考》卷41《国用三》。）。至此，不时动用钱粮的月终奏销形成定制，并在月报制的基础上，年终再统一奏销。2.冬估制。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各督抚于题请兵饷疏内，开列该抚额征钱粮现在实数，及兵马岁需饷乾数目，以便部拨”，已初具冬估制的雏形（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5《户部·俸饷·各省兵饷一》。按：康熙二年，工科给事中吴国龙曾疏言：“各部寺衙门应用钱粮，年前具题数目，次年于户部支给。”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1《国用三》。这是在京需用钱粮冬估制的肇始。）。随着“分成拨饷制”和“预拨来年春季俸饷制”的实行（注：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160-163页。），冬估制亦逐步完善，至雍正三年（1725年），明确规定：“每年冬，各省督抚将本省次年一岁应需官兵俸饷，预为会计，造册咨部，由部将各省额征起运等项银两，按款照数拨给。”（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9《户部·田赋·部拨京饷》。）3.春秋拨制。春秋拨制与冬估制有一定的联系，所谓联系，就是户部在各省冬估册的基础上，对各省征收、库存钱粮分春、秋进行二次拨解，即：“凡拨饷，曰春拨，曰秋拨。”（注：光绪《大清会典》卷19《户部》。）春秋拨制亦在雍正三年趋于完善。
    第四，地丁钱粮奏销与兵马钱粮奏粮同时进行。这与冬估制、春秋拨制都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与冬估制联系密切。如上所揭，在顺治五年（1648年）的规定中，已要求“各督抚于题请兵饷疏内，开列该抚额征钱粮现在实数”，以便户部统筹考虑。但这种奏销难免头绪不清，导致了奏销册的繁杂，于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重新规定：“嗣后应令奏销兵马钱粮与奏销地丁钱粮，同时各为一疏奏销。”（注：档案，乾隆三十六年素尔讷题《为奏销乾隆三十五年钱粮事》引前定例。按：该件档案残损。）也就是说，既将地丁钱粮奏销与兵马钱粮奏销同时进行，又将二者分别奏销。
    第五，将奏销钱粮与清查亏空结合起来。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以各省督抚侵欺库帑，户部无凭查核”为由，要求大学士、九卿“详定条例”。在随后所定条例中，还只是限于对存留、起运款项的分晰造报，对用过款项的清查，以及对舛错款项的驳查等（注：《清朝文献通考》卷41《国用三》。）。康熙二十八年，户部疏称：“各处藩司库银，屡以亏空见告，虽定有藩司升任，巡抚躬自盘查之例，然平时漫无稽核，至升任时始行盘查，未免已晚……嗣后应令各省巡抚于每年奏销时，将司库钱粮亲身盘查，如无亏空，于奏销本内一并保题。倘保题之后仍有查出亏空者，将巡抚照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内新定交盘例治罪。”（注：钞档《地丁题本·湖南（二）》，乾隆二年八月十九日张廷玉题本引前定例。）雍正元年（1723年），又进一步重申，并增加了“令总督监同巡抚亲身盘查”，“钱粮无缺，出具印结，于奏销本内一并保题”的内容（注：档案，乾隆三十六年素尔讷题《为奏销乾隆三十五年钱粮事》引前定例。）。
    第六，对部费陋规的清理。钱粮奏销头绪纷繁，各地的钱粮奏销册在送呈户部以后，往往因数字舛错或格式不符等种种理由屡遭驳查，在顺治年间已有“在外年年销算，在内年年驳查，相习成例”之说（注：档案，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杨璜题《为支销之积弊宜除事》。）。以至造成“章奏之最繁者，奏销之驳查”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事中姚文然提出“应驳者必驳，不应驳者即省，庶内省章奏之繁，外省驳查之累”的建议（注：姚文然：《请省奏销驳查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12。），另一方面，职掌造册的官员为使奏销顺利通过，又大肆向户部行贿，从而形成引人注目的部费陋规。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即指出：“迩来各省销算钱粮，科钞到部，承议司官，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执一己之偏见，或信部胥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驳无已。钱粮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则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所谓部费也。”（注：靳辅：《苛驳宜禁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26。）康熙年间的部费陋规已相当严重，虽经整饬，但并无多大效果。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即称：“一应奏销，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当用之项册档分明，亦因本内数字互异，或因银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不准奏销。一有部费，即糜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朕今不得不加整理。”（注：《清朝文献通考》卷41《国用三》。）经过雍正年间的清理整顿，情况有所好转。
    综上，不难看出，有关新政策的出台与奏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相辅而行。奏销时限的规定，奏销格式的重申，以及月报制、冬估制、春秋拨制的实行，目的在于钱粮奏销的规范化；地丁钱粮奏销与兵马钱粮奏销的同时进行，奏销与清查亏空的结合，目的在于对钱粮奏销的通盘考虑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奏销的功能；而对部费陋规的清理，则标志着整顿财政和肃整吏治的统一。而且，冬估制、春秋拨制以及地丁钱粮奏销与兵马钱粮奏销的同时进行，已经显现出清代前期奏销的“预算”色彩。
    上述奏销制度的整顿与规范性措施，主要实施于康、雍年间，因此，可以认为：顺治八年（1651年），是清代奏销制度的确立点；康、雍两朝，则是清代奏销制度的完备期。
    当然，康、雍两朝奏销制度的完备，并不意味着清代前期的常规奏销制度再无变化，这只是一种不拘泥于细枝末叶的概说。雍正朝以后，常规奏销制度除循例进行外，在两个方面仍有新的特色；一是“上、下忙造册”的实行，二是“比较奏销法”的实行（注：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奏销措施出台，并形成新的制度。如，雍正年间以后，在八旗与绿营中实行“红白事例银”制度，红白事例银的发放与造报，也专门有《红白奏销册》。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68-73、129-136页。又如雍正年间实行“耗羡归公”后，至乾隆五年，上谕始要求各省“将一年之内额征公费完欠杂支同余剩未给各数目，逐一归款……俱于岁底将一切动存完欠各数，及扣存减半平余银两，造册咨送户部核销”。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0《户部·田赋·耗羡动支》。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辑、第六辑中载有湖北、山西、江西、河南、山东、广西等省的耗羡奏销报告。例如：湖北乾隆十七年耗羡银，旧管363 614两，新收470 931两，开除479 963两，应存354 582两。山西乾隆十七年耗羡银，旧管235 799两，新收394 049两，开除413 174两，实在216 674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