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年），甘肃布政使史奕昂亦指出：
    自臣抵任以来，检阅从前军需旧案，每至数年之久方始报销，承办之员类多更易，事经年远，查询愈繁，胥吏反得上下其手，殊非所以慎支用而省案牍也。此次办过各项钱粮，臣拟大兵齐至军营，即将用过细数逐款查明，随时造报，次第请题，听部核销……如其中支过粮饷有必须于凯旋后核造者，请即以凯旋之日起，勒限一年内统为造报。倘承办经手之员造册逾限，即照例参处。（注：档案，乾隆二十年二月十二日史奕昂奏《为请定军需钱粮随时造报之限，以杜拖延事》。）
    乾隆帝对以上建议甚为赞赏，分别朱批：“甚好！”上引两件奏折实际上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用过钱粮及时分案奏销；第二，奏销军费以奏本代替题本；第三，用过钱粮一时不能核办奏销的，在军务告竣后的一年限期内造报，不得逾限。这些无疑会对战时军费奏销的纠偏治弊起到作用，所以当即便予以实行。据现存档案看，当时的军费奏销确实体现了分门别类、依次奏销的特点，如运米一次、采买米一次、采买草料一次、采买马驼一次等，均各做一案奏销。
    应该说，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拨饷一次即造册奏销一次与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依次分案奏销，是战时军费奏销制度方面两次大的改进，它对改变军费奏销的混乱局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特别是乾隆十九年实行的分别款项依次奏销，是战时军费奏销程式的根本改变，这种“随支随销”的方式，可以使军需款项迅速结案，即使一时难以结案，也必须在军务告竣后的“一年内统为造报”，从而避免了由军费奏销迟缓而产生的许多弊端。
    从总体上看，此后的战时军费奏销均是循例进行。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由于战争的突发性、历时性、扩延性、复杂性以及军费拨款、筹措、支出、编报、奏销、驳查的头绪纷繁，案牍山积，军费奏销又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换句话说，军费用过一案即奏销一案以及军务告竣后一年内报销完毕的规定，在战争事起仓促或拖延时日以及支销违例、屡驳屡查的情况下，奏销变得非常困难，往往难以如期造报完毕。因此，尽管有乾隆十九年军费报销的理想范式，仍然不得不有所变通。实际上，此后历次战争中的军费报销，多是采取战时的随时造报与战后的统一报销相结合。一般来说，战争时期钱粮物料的收贮、支发、核实以及军费收支案牍的及时编报等等，均由战时因办理军需所设立的军需局经手；战后的统一报销则由事后成立的报销局经手。军需局将一切奏销案件转交报销局汇总查办，军需局随即撤去，局员或归复旧职，或转留报销局，一任办理、督察军务的总督大员委任。报销局在接手军需局的军费收支“底册”后，仍需“按照则例，逐款详核，凡动用银、米，核与则例相符者，必查对底案，始准报销，以归核实。或例准开销而未经动用，及实用之数比则例较少者，即照实用之数具报，不得因有例可援，稍任浮冒。此外有军行紧急，事在必需，量为变通，而核与成例不符者，照例核减，另行分别著落认赔。总期用款俱循则例，帑项不致虚糜”（注：档案，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福康安奏《为酌核军需报销章程，以杜浮冒以重帑项事》。）。然后，按照这些要求分案汇总，依次结算。报销结案的时间也不再限于一年，而是根据战争时日的长短分别限定日期。
    质言之，上述军费奏销制度的不断改进，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分别款项、及时奏销方面，也可以说仅仅是军费奏销程序的改变和整理，当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其对军费支出与奏销中的某些弊端仍然难以遏制。上述已经谈到常额军费奏销中的部费陋规及驳查，在战时军费奏销中其弊更大。三藩之乱期间，“江南供应满汉各营节年米豆草价各案，不蒙准销，屡驳屡查”（注：慕天颜：《军需报销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32。）。这种现象，在以后历次战时军费奏销中屡见不鲜。其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经理军需人员浮冒开销、中饱私囊，不驳查不足以核实，但同时也是由于部官司员以军费报销为利薮之地，借驳查之名以索部费，以致“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278页。），令人吃惊。
    当时人曾经认为，“军需一项，所有虚浮，皆在采买米豆草束等项内藏掩”（注：档案，雍正三年八月八日王景灏奏《为奏闻事》。）。所以，历次军费报销中，遭到驳查最多的是采买米豆、草束，制办军器、火药等项。在战争中，由于军需紧急，刻不容缓，办理军需人员一般是“照时价采买制办”，而战时又往往物价增昂，采买制办军需的价值经常“较原议部价浮多”，也就屡遭部驳。这其中，虽然有不肖官吏浮冒开销的现象，但也有因公办理者。而在具体办理中，二者又很难区分，颇费周章。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新即位的乾隆皇帝曾试图采取“折中定价”的办法，“斟酌合宜，俾官吏无赔累之苦，国帑无浮冒之弊”（注：《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39，雍正十三年九月癸亥。），以求公允，以解决军费奏销中屡屡驳查之弊。但所谓的“折中定价”，实际执行效果并不好。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统一制定了《采买米麦草豆价值》等军需条例，使有关的军费奏销有例可依，走向规范。同时也有适度的灵活性，即遇有物价的特别增昂，承办军需人员可以“确访时值，奏明采买”（注：乾隆《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卷7《采买办解》；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184页；另参见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440页。）。与制度的规范相一致，清廷还不断颁布政令（处罚则例），对经理军需人员的违规现象进行整饬。例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规定：各省采买米谷豆草估价，均照督抚所定，如估价多开者，或被旁人首告，或被科道题参，审系情实，原估官革职提问，转审官降四级调用。如督、抚、布政使、道、府等官通同多算者，皆革职提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规定：一应制造、采买等项，如有冒销、侵欺事发，皆照户部“军前供应米豆草束浮冒开销例”议处（注：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6《吏部·解支》、卷23《吏部·军政》。）。类似规定还有很多。这些政令的不断颁布，既意味着制度与政策的相互补充，也标示着弊端的不断发生，防贪杜弊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