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和平局面，那么，中华帝国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过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在古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时常出现紧张。如安南就曾“兵据占城”，1474年（成化十年），满刺加告安南：“又欲吞本国”，1484年，占城也侵邻国，真腊就“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苏门答腊及满刺加又诉暹罗国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满刺加还不断告状，“诉暹罗见侵状”，“暹罗谋侵本国”云云。可见，各国均视大明帝国为他们之间关系的最高仲裁者，大明皇帝也以最后仲裁者自居，“因安南使返，敕责其王”；“敕占城罢兵修好”；“令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村，毋违朝令”；“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这些敕谕，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如暹罗，1408年即永乐六年，“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在南亚地区，为沼纳朴儿侵榜葛拉事，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特遣侯显出使沼纳朴尔调停，谕以睦邻保境之义。
    在东北亚地区，当着东土名藩朝鲜遭到日本丰臣秀吉的武力入侵时，大明帝国尽管早已越过了其国势鼎盛时期，却仍毅然发兵，入朝作战，终于同朝鲜联手，粉碎了丰臣秀吉的侵略、霸权迷梦，维护了“华夷”秩序。
    在和平、友好的“华夷”秩序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远至非洲东岸，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积极、活跃的开展。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的进步。这是“华夷”秩序在历史上的一大积极贡献。
    然而，“华夷”秩序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不应忽视它同时存在的负面，即这个秩序同样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
    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因此，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即；“自古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当着“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反了这个“一”的原则，即有违中国“大一统”、“一统华夷”的理念，那时的中华帝国，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己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例如，明初安南陈朝君主日奎遣使来贡，被明祖封为安南国王。后陈氏政权为外戚黎季聱所篡，季聱更名胡一元，建国大虞。不久，传位于其子胡。胡遣使来贡、明成祖不知详情，也封其为安南国王。未几而察之，认为这一行为既为谋篡，又是欺诈中华帝王。遂发动讨伐战争，前后达二十年，曾一度将安南划入大明帝国的版图，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县以治之。终于在越南人民的不断反抗下，被迫息兵罢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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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
    近代资本主义以西欧为中心而崛起。以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为先导，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汹涌潮湃，奔流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以往古代不同，负有建立世界市场更大任务的近代资本主义，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体系，不再是地区的，而是世界的，全球的。因此，它势必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区前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华夷”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内在生命力最强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由于这一秩序的核心--中华帝国在明清两代曾发展到十分强盛的地步，而它的腐败、衰颓乃至落后，尚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而资本主义对这一秩序的破坏与取代，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破坏与取代本身，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波浪式发展历程。大致而言，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东来的历程相吻合，“华夷”秩序的崩溃，大致经历了四百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产业革命阶段，时间是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到来，后为荷兰人占有上风。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从此中国丢失了地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个最忠实的友好“藩”邦。据记载，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前，每年到达马六甲的中国商船有8-10艘；而到了1513所，即葡人占据马六甲地第三个年头，到达该地区的中国商船仅有4艘。再据荷兰人17世纪初的报道，从西亚到亚齐已见不到中国的船踪帆影（注：M.A.Meilink-Roeloyse,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the Hague,1962,p76,p143.）。葡萄牙人在将中国商船挤出印度洋的同时，也把“华夷”秩序的影响挤出了印度洋。1517年，葡人到达广州，自称佛郎机。本想将这个新来的佛郎机纳入万邦来朝队列的中国人很快地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佛郎机夷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特”。他们“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这样下去，“南方之祸，殆无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