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自从公元7世纪70年代倭玛亚王朝征服呼罗珊（Khurasan，今伊朗东北部）地区以后，就以呼罗珊为基地不断东征。阿拉伯帝国势力向东向北方向推进的行动，压迫着大批中亚地区大小王公贵族纷纷向唐帝国寻求支援与庇护，连印度王公也“乞师讨大食”。萨珊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侯三世之子卑路斯，则干脆携子泥涅斯投奔长安。一时间，中亚的康、安、石、史、曹等昭武九姓国和吐火罗、支汉那、骨咄、俱位等国也不断上表长安求援。这就导致唐与阿拉伯关系的紧张。
    公元750年，倭玛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新王朝政治重心东移，终于与唐帝国兵戎相见。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双方在逻私开战，唐军被阿拉伯军击溃。逻私之役后确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优势。大唐帝国向这一地区推行“华夷”秩序虽一度成绩可观，却终因穆斯林秩序的东扩而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朝外）基本上对西方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略。“华夷”秩序经营之重心则进一步转向海路，转向东方。
    公元660年和668年，唐与新罗先后灭百济与高句丽，从而结束了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期。强盛的新罗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唐代比较正规意义上营建“华夷”秩序时开始，我国的紧邻朝鲜，就是“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由于是毗邻而居，当中华帝国强盛之时，往往妄自尊大，对朝鲜这个东邻，有时竟怀“不利于孺子”之心。隋炀帝征伐高丽、唐太宗征伐高丽，直至唐助新罗出兵灭百济与高句丽，均是明证。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也没有一个民族不犯错误，连一贯热爱和平、绝少对外侵掠的中华民族亦难例外。朝鲜人民英勇抗击了隋、唐帝国的入侵，应该说，朝鲜与中国建立了国与国的关系，成为“华夷”秩序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成员，乃是朝鲜民族斗争的结果。当然，由于历史的渊源，由于国势大小强弱的客观实际，也由于中华文明毕竟居于领先地位，朝鲜不得不委曲求全，承认中华帝国之主流地位，从现实出发，主动列入“华夷”秩序的内圈。新罗时期，朝鲜不断派遣进奉使入唐朝贡。唐朝也不断派遣宣慰使、册命使前往新罗。新罗还派人入唐宿卫。新罗王子金守忠入唐宿卫归国时，曾携四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等大量资料；新罗入唐宿卫学生梁悦，在唐德宗为避兵乱、幸奉天（陕西乾县）时，从难有功，被命为右赞善大夫（注：朝鲜《三国史记》上，第275页；参见陈玉龙、杨通方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新罗文化发达，因而唐在遣使新罗时格外慎重。例如，738年，唐玄宗闻新罗圣德王薨，特遣使往祭。他选择了左赞善大夫邢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注：朝鲜《三国史记》上，第275页；参见陈玉龙、杨通方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
    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汉代曾最早进入雏形时期的“华夷”秩序。南北朝时代，“倭国”、“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的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方面亦一贯待之以怀柔笼络之道。南朝宋孝武帝时，封“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梁武帝时，也有“征东大将军”之封（注：《宋书·孝武帝本纪》；《梁书·武帝本纪》，中华书局，第129、36页。）。然而，日本天皇很早就怀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次年即遣使赴日责难。在会见隋使时，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义……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又派人随中国使臣来华“请贡方物”，事情才算平息。唐代隋兴，中国跃上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巅峰，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因而，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就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遣唐使的派遣，对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过程，在日本对外关系方面，就是日本介入“华夷”秩序圈的过程。
    大唐帝国的强盛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在中亚地区虽然由于极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但穆斯林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互相吸引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据说先知穆罕穆德有一条圣训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注：The Sayings of Muhammad, London,1941.）；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奠都巴格达时亦说：“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度，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注：Al-Tabari,Annals,Leiden,1964-1965,Vol.IV,p272.）。正是在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中国造船业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可以建造能载600-700人的海舶，还早于欧洲人九百多年，掌握了密隔舱的技术，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状况。中世纪阿拉伯的著名作家、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们，如苏莱曼、马苏迪和伊德里西，都记述了中国船舶常航行到波斯湾和红海。唐代贾耽，更记载了从广州直航波斯湾头以及位于红海口的亚丁的详尽航程。（《新唐书·地理志》）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关系大大密切，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陆上失去的对南亚的影响，从海上却又收了回来。
    马来半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上溯到公元3世纪。吴王孙权遣使康泰、朱应就访问过马来半岛上的耽兰洲、蒲罗中国、鸟文国。公元五、六世纪，丹丹、盘盘、狼牙修等多次遣使南朝；公元7世纪，隋炀帝派常骏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东北部），受到热烈、隆重的接待。常骏归国时，赤土王子那邪迦随行回访，亦受到隋朝的隆重礼遇。（注：《隋书》卷八二赤土国条；卷三《炀帝本纪》。）有唐一代，单单、盘盘、罗越等国仍经常遣使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