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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
    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除却它们处于末世、十分衰败、或遇北方游牧民族大军压境、朝不保夕，都在努力经略“华夷”秩序。它们经略“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是千年一以贯之的，即产生于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最高代表--儒学的有关理念。
    “一”与“和”，是所有“华夷”秩序有关理念与原则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天生圣人”--中华帝国皇帝。在他之下，“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四夷率士归王命”，“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总之，要“大一统”，“一统华夷”，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
    只要承认这个“一”，那么在“一”之下，什么事都好办。因为这个“一”，即被承认为“大一统”、“一统华夷”的中华帝国及其“圣明主”--皇帝，所追求的，是给万国千邦带来“和”。
    “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报功崇德，率土皆臣妾。”你看，“风调雨顺”、“承平”、“调和”、“偃武修文”、“桑麻相接”和“率土臣妾”，多么鲜明的一幅大中华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图画啊！
    又有一首《太清歌》，更是这种理念的典型，词曰：“万国来朝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注：黄枝连先生对于“天朝礼治体制”中的“一”与“和”的述评，甚为精当。参见黄枝连前引书，第221-224页。）
    只要“天下都归一”，“万国来朝贡”，就一定可以在胜似尧舜那么英明的中华圣明主庇护下，“保护家国太平”。中国帝王对诸“蕃”的敕谕中不是经常描绘一幅“庶儿共享太平之福”么，那太平，具体讲还是农业文明的太平，“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族不动酒旗招”是也。
    历史证明，在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在历史上凡是承认并进入“华夷”秩序圈的国家，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给予很高的封赠赏赐，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早在汉代，对于来贡之日本，汉朝皇帝即册封其为“汉倭奴国王”，并赐印绶，直到南北朝时代，偏安一隅的宋、梁君主，仍册封其为“东安将军”、“征东大将军”。此后，凡来贡之国，一般均有册封，无论地之远近。如唐全盛时，自太宗以至玄宗，均被尊为“天可汗”。唐代之册封，远至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如册封崮失密（克什米尔）国王，册封勃律国王、小勃律国王；册封罽宾国王、乌苌国王等，册封室利佛逝国王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封赠不限于国君，也泽及贡使。南北朝时代，即封来自南亚天竺伽毗黎国使臣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唐代中宗时授中天竺国使臣果毅都尉；直至唐末，还授佛齐国贡使蒲粟宁远将军。此后历朝，封赠则愈广。即使是那些亡国之君，只要承认中国“一统华夷”地位的，逃到中国，仍有封赠，如萨珊波斯被大食（即阿拉伯）所灭，其末代君王伊嗣侯之子卑路斯流亡并客死中国，唐王朝仍封他为“右武卫将军”。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绝不势利，一视同仁始终待之以礼的态度。
    在“华夷”秩序中，只有在否认“一”的情况下，才有不“和”。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郑和远航时（永乐14年）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武装冲突。郑和出使锡兰，“齑捧诏敕，金银供器、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以崇皇图之治，赏赐国王头目”，最初完全是一次和平、亲善之访问。只因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直至“潜发兵五万”，有所不轨，对“一”的理念大有不敬，郑和才下决心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其王”将其带回中国，“归献阙下”。即使是这样，明帝国对他宽大为怀，“寻荣恩肴，俾复归国”，将他释放回国，达到“四海悉钦”的良好国际影响。最终结果仍是“共享太平之福”。
    就中华帝国于“华夷”秩序下各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各国统治者处理其内政问题，中国是从不予以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鲜、琉球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承袭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是自己作主，从不须看中华帝国的眼色行事。中华帝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毫不意味着中国对该国王位继承有什么决定权。例如，琉球国王尚穆，即位于1735年，直至1756年才受到乾隆皇帝的册封。19世纪下半叶，当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初露野心于朝鲜，并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时，恭亲王奕等奏报与日使谈判经过，即指出：“臣等查朝鲜虽隶属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1页。）
    作为“华夷”秩序中的盟主，中华帝国在与各“藩邦”的具体交往之中，总不忘应有的泱泱大国风度。这种泱泱大国风度的体现，就是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明成祖那里发挥到了极致。永乐年间，礼部就明廷对前来朝贡各国的国王、妃、世子、陪臣的赏赐的标准，拟了一单子，进呈明成祖。对于这个已经十分优厚的赏赐标准，朱棣仍意犹未足，批示曰：“虽加厚不为过也！”
    “共享太平之福”，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华夷”秩序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国同各邦国之间的持久和平。1369年（洪武二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表明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国策的重大决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谕群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轻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一训谕，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平国策大框架下自卫反击的原则。
    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中华帝国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实行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诸国“勿得违越”的原则，只有共同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