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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华帝国乃是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因此这一体系的理念、原则和体制的构建，中国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体，是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开始凝聚和形成的。华夏族体的凝聚本身，就是许许多多部落、部落联盟汇聚的结果。至于汉民族，千百年间吸纳、汇聚的远近各方的族体则更为众多。不过，无论是自愿汇聚也好，冲突融合也好，从华夏族体到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的辉煌进步，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仍是中国中原地区，即黄河乃至长江流域的农业。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汉、唐、明、清那样的统一的大帝国。
    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文明自然给它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从总体讲，农业文明缺乏游牧民族那种迁播流动、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那种搏击风浪、冒险交易的风格。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建立了扩疆万里的大帝国之后，农业社会所需求的稳定、安定，就立刻在中华帝国的立国理念、原则、体制中突现出来。中华帝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儒学，而儒家学说也为要适应中华帝国发展的需求而不断演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帝国向儒学所索，儒学供帝国所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保持、深化帝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齐、治、平的框架，孝悌力田的框架，等等，等等，将古代中华帝国、古代中国社会框架在稳定、直至超级稳定之中。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吏，自社会顶端以降，用这一套套框架治理国家、约束民众，得其所哉。至于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剥削、压迫乃至“吃人”的本质，则是这些忠、孝、仁、义、礼框架的阴面。一旦帝国晚期社会下层民众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这些框架，那么中华帝国就会周期性地发生“礼崩乐坏”的状况而有待一个新的王朝来重新收拾局面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一理念原则下，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的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到了大清帝国，其疆土本已大于今日我国。汉、唐、明、清帝国的规模，可以讲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华帝国规模可达的极致。在这个极致以外的地区、民族与国家，同中华帝国之间，自然就有一个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于是，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为了这种稳定、和平需求应运而生的儒学那些“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框架，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中。质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国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学学说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就是历代中国封建帝王的世界观、宇宙观，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皇权所追求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秩序的根本理念与原则。这一秩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在中华封建文明的影响与制约下，促进各国的进步与繁荣。
    我们今天已无法读到汉武帝派张骞凿空时让其带往各国的“国书”，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其“国书”中那些“儒术”之内容，应该是不难想见的。况且，“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我们从后代中国君王、特别是大明帝国皇帝的言论中，无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千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理念与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遣使赴各国“宣谕”，就讲得很明确：“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昭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尔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明太祖实录》）
    明成祖朱棣讲得更清楚：
    “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注：《明史·外国志（古里）》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十四。）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
    晋朝时《颦鼓歌》中的《洪业篇》歌词唱道：“宣文创洪业，盛德在秦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万国何所乐，上有明天子……大赦荡萌渐，文教备黄支。”（《晋书·乐者下》）这里歌颂的是，中华的文治教化已经泽被远在南亚的黄支国。
    公元428年（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南致宋文帝书中写道：“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负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之王，莫不遣使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宋史·蛮夷列传》）
    同年，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致书宋文帝，讲得更明确：“今以此国群臣吏民，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归诚大王足下。……大王若有所需，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宋史·蛮夷列传》）
    公元1015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南亚注辇国国王罗荼罗乍遣使来贡，其“国书”中表示忠诚曰：“窃念臣……世居夷落，地远华风，……是敢倾倒赤诚；遥瞻丹阙。任土作贡，同蝼蚁之慕膻；委质事君，比葵藿之向日”，《宋史·外国传》）其对中华帝国的一片丹心，无以复加，简直好比“葵花向太阳”了！海外诸国，无论大小远近，只要是这样做了，就会得到中国君王的嘉奖：
    《全唐文》卷十六，中宗栏目载有褒天竺国使臣诏曰：“中天竺国大首领大野迷地罗梵摩等，殊邦慕德，重译来朝，是加褒奖，用以诚心”；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册崮失密国（克什米尔）王木多笔文曰：“奕叶归顺，远舒诚节，修职贡之礼，受蕃落之奇……可不勉欤！”（注：《明史·外国六（渤泥）》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