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又名狮子国。“总章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缨、象齿、白毿。”（注：《新唐书》狮子国条。）
    我国历史上的宋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一直积弱，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封锁下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中华古代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外传。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认真的充实。
    有宋一代，伴随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途许多港口的兴旺以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华夷”秩序因而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大大扩展了。
    同朝鲜一样，越南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奋斗，终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领统一越南，建立“大瞿越南国”，从而结束了将近11个世纪的“北属”时期。公元975年（开宝八年），宋朝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直到1174年（淳熙元年），宋朝才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成为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内圈成员。据统计，终宋之世，交趾的朝贡次数达五十次以上（注：山本达郎主编：《越南中国关系史》，东京，1975年，附“越南中国关系年表”，计自北京开宝六年（1173年）至南京淳佑十一年（1251年）越南丁、前黎、李、陈四朝先后向宋入贡达五十七次之多。），在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
    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相当密切。1001年（咸平四年）丹眉流（又作登眉流、单马令、丹马令）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注：《宋史》卷四八九丹眉国条。），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和1082年（元丰五年），位于文莱的渤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注：《诸蕃志》渤泥国条，《宋史》渤泥国条。）。
    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摩逸国（即麻逸）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秩序圈。
    “华夷”秩序圈随海上丝路推进，一直到达南亚地区。公元9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王遣贡真珠等。译者道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宁十年六月，此国亦贡方物。上遣内侍劳问之，乃此国也。”（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注辇国条。）
    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注：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成为“华夷”秩序大潮澎湃、得自印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在宋代更加巩固了它在“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的地位。公元993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我国北方的契丹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契丹的敌对，自然加深了高丽王朝与大宋王朝的盟友关系。为了避开契丹人的势力，在高丽方面的要求下，宋朝开明州（今宁波）为专通高丽的港口。自此，高丽贡使频频经宁波港修贡。宋使也络绎不绝前往高丽交流。特别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夷”秩序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罢，外部原因是唐帝国已跌入衰颓阶段，而内部原因则是财力窘迫，平安时代的统治者们思想消极、自我闭锁。故而北宋立国后，虽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可惜进入13世纪中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营造什么“华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序的内涵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注：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这种“蒙元”秩序，使元朝七次征伐朝鲜；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还派兵攻伐缅甸。这种“蒙元”秩序之运作与“华夷”秩序相较，就大异其趣了。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
    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
    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令这一国际关系网络，具有空前之规模。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明确、自觉地吸纳中华文明。
    郑和远洋船队，“维绡挂席际天而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跨南海，渡印度洋，遍访亚非大陆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五、六、七次都曾远航非洲东海岸，直接访问了摩加迪沙、布拉瓦、马林迪等城邦。郑和下西洋，积极开展了大明帝国的对外政治与经济活动，招致了许多国家派遣使团来华访问。船队出海与返航也常负有迎接各国使节的任务，如郑和第五次出航，就“送摩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等十五国贡使返国”；第三次返航时，就“附古里第十九国贡使来朝”。各国来华使团，规模亦日益扩大，因为大明帝国对外政策一直坚持要厚往薄来的原则，令使臣们所获甚丰。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还有一次，西洋古里一国使团人数也竟高达1100人。
    位于今天文莱的渤泥王国的君主在海外诸邦国中率先亲自来华。1408年（永乐六年），渤泥王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妃、王子、公主及陪臣150余人泛海来贡，于八月到达当时明帝国的首都南京，受到明廷的隆重接待。同年十月，渤泥王病逝于“会同馆”，临终遗嘱“体魄托葬中华”。明王朝以王礼将其葬于安德门外。
    15世纪初，马来半岛南端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即马六甲（又译为满刺加）王国。郑和下西洋，船队以此地为重要基地，修建仓库，贮存船货、粮食，均受到王国的支持。马六甲国王拜里迷苏刺本人于1411年（永乐九年）采办方物，率妻子、头目等540余人，浩浩荡荡地访问了中国。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间，马六甲国王祖孙三代前后到中国访问五次，每次都受到大明皇帝的厚礼接待。
    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活动中，曾三次派分遣船队访问了份属“东洋”的菲律宾群岛，大大密切了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公元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各率家眷、随从等340余人访问中国。归国途中，苏禄东王不幸病逝于德州，明成祖朱棣命葬以王礼，并亲为文，树碑墓道。（注：《明史·外国传》，苏禄条。）此外，蜂牙施兰国王嘉马银也于1406年、1408年和1410年连续三次访华。（注：张燮：《东西洋考》，苏禄条。）
    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贡”的局面，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注：这里所引明使黄洪宪与朝鲜运接使李珥等酬唱诗作，参见黄枝连前引书，第146页。）。
    同时，琉球（今日本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琉球“……汉、魏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中，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语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后遣武贲郎将陈稷率兵至其国虏男女五百人返。唐、宋时，未尝朝贡。元遣使招之，不从”（注：《大明一统志》，转引自黄枝连，前引书，第183页。）。就是这个长期以来“不通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且与中国交往频繁，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骎骎乎凌驾于他国之上。计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182次。从洪武五年（1372年）大明立国之初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为止，可以说与大明帝国相始终。清朝建立后，自1644年至1867年，琉球朝贡又达100次以上。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我们知道，自唐朝末年停罢遣唐使以来，数百年间，日本一直游离于“华夷”秩序圈之外。日本国同那些位于“绝远”的亚非邦国不同，那些国家距中国太远，且社会状况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与中国差异极大，因而时来时绝，对“华夷”秩序保持着一种游离状态。如果说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那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处岛国，它成功地抵御了元帝国两次粗暴的征伐；由于主动、创造性地吸纳了中华文明，日本在吸纳“华夷”秩序时也将自己放在主动的地位上，不是被动地接受它、承认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动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直到明洪武年间，对于朱元璋要日本称臣入贡的要求，日本怀良亲王仍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对于明太祖的武力威胁，怀良亲王则大义凛然地宣称：“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兵，来犯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有跪途而奉之乎！”（《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日本的上述态度，到了明成祖时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称颂朱棣“明并曜英，恩均天泽，万方响化，四方归仁”，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时时来贡，双方进行官方的“勘合”贸易。明朝统治者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舟，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日本船队随贡使常常排山倒海而来。仅景泰四年（1454年）一次，到达中国的日本商人竟达1200人之多。嘉靖年间，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华夷”秩序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