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成了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可以畅行其志的地方。东南亚广大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类发展。无论是大陆还是群岛，自古以来均有人类频繁的活动。这一地区西接印度洋，同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往来也向称密切。在古代，这一地区邦国林立，风云变幻，兴衰往替者，何止数十百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海上丝路上诸邦国的兴衰，与这条海上商道的贸易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同中华帝国关系的制约。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不过，中华帝国对南方的对外交往活动，在汉代尚属初级阶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平定南方以后，在今天广东濒临南海一带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等郡，并派遣属于黄门的中官译长带领招募来的人员从雷州半岛等地出发，探查海上向南方和西方的通道。《汉书·地理志》上那段为学者们所熟知的记载，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其大致的路线是经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国，进入暹罗湾，在缅甸东岸登陆，走一段陆路以后，再乘船沿江而下，进入孟加拉湾；又西航至印度次大陆东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由那里回航。不过，限于当时我国的造船水准、航海知识与技术，到达遥远的印度科罗曼德海岸，则要由东南亚乃至南亚各地的商船转运，即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一段记载了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等，说它们“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国家遣使来华的“献见”，是有别于罗马、安息来汉使节的“献”礼的。它们不像罗马、波斯，没有帝国的国力，没有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它们与中华帝国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势、文明发展程度等方面梯次上的差距。正是这些梯次上的差距，使它们有可能被吸纳入中华帝国长期营造的“华夷”秩序中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轫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中去。汉朝的使节前往南亚、东南亚，要不断换乘“蛮夷贾船”，而这些“蛮夷”之国，又都遣使来华“献见”。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即雏形阶段。其表现为：第一，纳入这一秩序的国家还很少。在比较明确的意义上，只有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方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等。朝鲜在三韩时期，约于公元前109年前不久，辰国（马韩目支部落）使者曾赴汉欲进见汉武帝，因朝鲜王卫右渠的阻碍，未能实现。公元44年（东汉建武二十年），韩廉斯人苏马偍等诣乐浪郡朝贡，光武帝因封苏马偍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四时朝谒。日本则在东汉初年，公元57年，即“中元二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后汉书·光武帝纪》）安帝永初元年（当日本景行天皇三十七年，即公元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后汉书·孝安帝纪》）倭国或倭奴国还接受了东汉皇帝的赐封印绶。“汉倭奴国王印”，是“华夷”秩序早期的有力证明。至于东南亚、南亚的都元国等，则记载更为简单，“自汉武帝以来，皆献见”而已。许多日后纳入华夷秩序的国家，有的如越南尚处于北属郡县时期，有的则尚未形成或名不见经传。第二，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稳定。这一点，以位于今克什米尔一带之罽宾国最为典型。据记载，“自武帝始通漈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以后时来时绝。时人杜钦认为该国“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词，无欲则骄熳，终不可怀服”。（《汉书·西域传》）第三，双边交往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过是你来“献见”，我赐印绶，再做点生意而已。在中国方面，对外关系的思路、体制等方面都有待完备。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帝国推向一个亲的巅峰期。唐代的中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璀璨辉煌，流光四溢，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正是在隋唐时代，“华夷”秩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夷”秩序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对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早已烟云过眼。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首先是那个在汉代“数剽杀汉使”、“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的罽宾国（注：罽宾国的地理位置，学者考证不一。汉唐间亦屡有变化。大致在克什米尔、阿富汗一带。），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任，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唐书·罽宾传》）罽宾之外，“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颇遣使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这勃律国，即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Baltisan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在中国古籍中对印度有各种称呼。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北天竺一来朝”。此外，“崮失密，或曰迦湿弥逻（今克什米尔）……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其王真陀罗秘利为王；间献胡药。天木死，弟木多笔立，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贲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贡有常’”。（《新唐书·西域传》）
    正当大唐帝国全盛、并将“华夷”秩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也经营着自己的穆斯林国际关系体系，我们或者将其称为穆斯林秩序。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这古代世界的两大璀璨文明之间，必然彼此吸引、互相交流。阿拉伯与中华帝国这两强之间，因为相距实远，彼此也终将建立一种相安的外交关系。然而，伴随着穆斯林秩序的东扩，它与西向推进的“华夷”秩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碰撞与摩擦。
    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一路征战，顺之者犹可，逆之者亡。据记载，当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伸张到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骨咄、胡密等处。（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耿引曾教授对古代中国与南亚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参见《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另据研究，公元677年，阿拉伯人到达了喀布尔，并首次攻入次大陆，直到茂艾三部芦（Multan），在喀布尔与白沙瓦平原遭受阿拉伯人数次劫掠后，伐拏国（Banu）也遭受了同样的经历。于是，那些非穆斯林地方统治者也不得不向这些阿拉伯人进奉贡品，并承认它们的宗主国地位。此时，次大陆的西天竺的状况是“今被大寔（即大食）来侵，半国损也”；新头故罗则是“见今大实（即大食）侵，半国损也”。此时，阿拉伯人与唐帝国在乌荼国即乌苌国也展开了外交争夺战。“贞观十六年，其王达摩因防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苌东鄙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新唐书·西域传》）这一时期，了解到西方这一国际情势的唐帝国也加强了在这一方向上的外交乃至军事活动。例如，伽湿弥逻国“其国四周山为外廓，总开三路以设关防，东接吐蕃，北通勃律，西门一路通乾陀罗，别有一途常时禁断，天军行幸万得暂开”（注：《悟空行记》，转引自耿引曾前引书，第139页。）。可见，唐朝的军事活动已及克什米尔一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