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见中华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极为烦琐的礼仪过程。洪武时期，各国来朝的君王，朝见前先要“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朝见时：
    “设蕃王及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方物案于丹墀道东西。……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伫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拜位，以方物案置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方物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神前，赞拜蕃王再拜，跪，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训官宣训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明史》卷五十六，礼十）蕃王朝见，繁文缛节尚且如此，一般朝贡使“礼仪”则更是一路叩拜，拜得天昏地黑。不过，这一套烦琐礼仪，绝对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贡使们对中华帝国的一番敬服的表示，从根本上讲，这一套礼仪，是中华封建文明的结晶，透过对它的学习，各国贡使能了解到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国土辽阔、雄强一世的大国，而且具有高深的文明，礼仪的烦琐要表现的正是中华文明内涵之深邃。人而透过这一路叩拜，使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大大加强了向化之心。
    朝贡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册封天使到各国，首先也须备有国书，即“敕书”。敕书中除了重申中华天朝大国的自我定位之外，对诸“蕃”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所谓“常奉正朔”，就是中华帝国向各朝贡国“颁正朔”。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要求各国奉正朔，就是要求它们接受并遵行中国历法。表面看来，“颁正朔”，仅是赠送一本中国历书给各国，似乎颇为简单。实际上，“正朔”内涵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涉及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古代中华帝国就是企图透过颁正朔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册封天使到达各邦国，也逐渐形成一套礼仪制度。
    “东土名蕃”朝鲜，有一套与来华朝贡同样烦琐的接待天使的礼仪。当执行册封世子任务的明使到达时，“上（朝鲜李朝世宗国王）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华楼。使臣将至，上于帐殿之西率群臣躬身迎。……至景福宫，上王（退位之太宗国王）迎命于宫门之外，使臣奉节诰，至勤政殿。上王先拜节诰于上殿庭。入幄次，上率群臣四拜，讫，开殿。使臣亲授诰命于上，上受讫，下庭与群臣四拜，毕，入幄次，服冕服，出，与群臣遥谢，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四拜，入幄次，释服。”（注：《朝鲜王朝实录》（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三，页五。）朝鲜订立了这一套礼仪，不仅表示其事大以诚的决心，而且特别表明，她在学习中华文明方面鹤立鸡群，到达了很高的水平。
    “汉魏以来，不近中华”，唐、宋时“未尝朝贡”的琉球，居然后来居上，在迎接中国册封天使时，也有一套礼仪，直追朝鲜。如康熙二十一年清使汪楫出使琉球，登岸后，琉球国世子遣众官大小百余名随龙庭候于“迎恩亭”下，汪楫捧诏敕安于龙亭，众官行五拜三叩之礼。“天使馆一仿中华官廨制度……有仪官署曰：天泽门，万历中使臣夏子阳题也。”（注：汪楫：《使琉球实录》。）册封之日，世子一大早就率百官迎候汪楫等至中山殿，行大封拜礼。国王升降、进退、舞蹈、祝呼肃然如式。汪楫在琉球逗留期间，还受到琉球国王七次大宴款待，有迎风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饯别宴和登舟宴。
    这一套迎接中国使臣的礼仪，其他各国皆有。礼数也颇隆重。最早的，如安息国王就曾派大将率两万人出迎数千里。到了明代，礼数更为周到。如永乐十年和十三年，明成祖两次派遣太监侯显出使榜葛刺（今孟加拉），“其王知我中国宝船到彼，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又差人赍礼象马迎接……其王于正殿设高座。嵌八宝，其踞坐其上，剑横于膝。乃令银拄杖二人，皆穿白缠头，来引导前，五步一呼，至中则止；金拄杖二人，接引如前礼。其王恭礼拜迎诏敕，叩谢加额，开读赏赐”（注：费信：《星槎胜览》。）。又如郑和船队到达阿丹（今亚丁）国时，“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注：《瀛涯胜览校注》。）。
    所有这些国家，在礼仪上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以马来半岛为例，马来半岛各王国对中国大明朝廷赠送的蟒服、伞盖等礼品极为重视、妥为保存，并世代沿用。18世纪初，华汉（Vaughan）等四名英国人遇海难被救，到达柔佛王国首府，看到柔佛国王甚至拥有由六百名华人组成的王家卫队。（注：温斯泰德：《马来亚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69页。）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托马斯·福莱斯特（Thomas Forrest）曾于1783年访问霹雳王国，他记载道：“我从船上停泊地丹戎普都斯乘小船登陆拜见霹雳国王，他在一座高大的房子中很隆重地接待我，房内有冲兵二十名，穿着黑缎上衣，胸部绣有金龙戴着满洲人的帽子，完全是中国式的打扮；有的持戟，有的拿矛，也有人拿未上刺刀的滑膛枪。”（注：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Kuala Lumpur,1980,PP259-260.）
    正因为如此，当明朝官员初次接触到东来的葡萄牙人时，比较之下，“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注：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对于朝贡体制中的礼仪部分，是高度重视、绝不马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