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策的历史局限
    前面已经充分肯定了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的作用。当然，对这个作用肯定到这种程度够不够？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此，我个人还难以苟同。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言，可以这样说。因为它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继续，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创造性的实践，而且是毛泽东亲自开辟的。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与它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什么不能说它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呢？
    --它的成立与当时中央“左”倾领导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有密切关系。有如前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其革命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化地说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是它的成立又不能说与当时指导思想“左”的倾向没有关系。一方面，它的成立是为了造成两个政权的对抗，显示革命政权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在目前”（注：《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宣言》，1931年6月1日。《六大以来》上册，第138页。）。显然，这是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思想。
    --它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作的不切实际的估计有密切关系。前已指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是不成熟的。但共产国际和中央“左”倾领导却不这样认为。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就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注：《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91页。）。1930年夏，共产国际提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准备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最后决战。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中央“左”倾领导也提出，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必然的要形成为残酷的国内的阶级决战”。“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95页；《红色中华》第1期，1931年12月11日。）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形成这样的革命形势。上述估计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它的若干重要基本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左”倾领导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毕其功于一役，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提前到民主革命阶段就加以打击。他们没能随着九一八事变给国内阶级关系带来的变化而调整政策，仍然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整个资产阶级与地主一起视为革命对象，而不能将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要“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去”。在《土地法》、《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文件中，以及在查田运动中，都规定了一些“左”的政策。这些政策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要求，不能不对革命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上面论列的几点，说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有“左”的明显倾向的。我也不赞成把这些“左”的错误无限夸大，仅仅根据这些就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完全看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是，无视这些“左”的明显倾向，甚至将其戴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的桂冠，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
    （三）两个共和国的历史比较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18年的历史之路。对这两个共和国作历史比较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0多年来，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文章不少，有的给人们以很大启迪，有的却有些简单化。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雏形，一般地讲没有错。问题在于怎么理解“雏形”？马克思讲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思想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他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这就是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决不能把猴体等同于人体。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联系，更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既要比较相同的一面，又要比较相异的一面；有的比较强调两者的“同”，忽视两者的“异”，这就有可能导致将“猴”人化的倾向。
    一些文章爱作两个共和国的“国体”比较，比较多地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之间的“同”，对两者的“异”则讲的较少。在我看来，这个“异”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的作用可能大于“同”。因为我们党的理论贡献和革命成功的法宝之一主要在于“异”。这个“异”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分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苏联经验的条条，对资产阶级毋须分析，一概是革命对象。党在大革命时期作了分析，因而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上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线，采取不联合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仍然不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的阶级基础之中，则是不正确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上，党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改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只有作了这样的改变，才有可能在后来创立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也才有可能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对两个共和国的历史比较不能忽视这个“异”，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