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机遇，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民族觉醒的浪潮高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不仅工人农民要求抗日，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却一再妥协退缩，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时党的任务应当是，正确认识由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再次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不能正确地认识形势，把握已经变化了的或正在变化的各种关系。他们不切实际地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接下来又是华北，这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等等。对形势所作的这样的错误判断，完全脱离中国实际，违背中国人民的要求。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此间发生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这一重大政治事变，采取拒绝联合的自我孤立政策，使党的处境更加不利。这次“左”倾错误，不仅给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造成恶劣影响，而且，随着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更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这样，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党在这个时期不能不经历最艰难的岁月。
    第二，这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
    大革命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既然在城市里反革命势力异常强大，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暴动都没有坚持下来，那么就只有将革命力量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偏远农村。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意识到省会长沙打不下来就不去硬打，及时将秋收起义队伍拉向了井冈山。从这时起，他认识到只有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转向山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在感到井冈山根据地面对敌人的不断“会剿”和封锁难以守住之后，他又毅然率领红军下山，进行大迂回的转战，穿梭于闽西、赣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巩固后，经过几年反“围剿”战争的革命实践，在攻打赣州、南昌这样的城市遭受挫折的同时，也取得过夺取吉安、漳州这样的重镇的胜利。这就使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形式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有了比较现实的实践基础。尽管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后来概括出来的，但探索这条道路的艰难困苦的实践，主要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开篇对革命道路问题有一段论述。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他认为，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进行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开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共产党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斗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条革命道路，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所实践的道路。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2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在60多年以前讲的，有的认识和表述不能不带有历史的烙印，但这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早概括。就中国革命道路而言，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对这段历史过程，应当作具体分析。首先，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加以区别。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但是就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它先在城市夺取政权，然后在全国夺取政权，这是由俄国的特点决定的，是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的。因此，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
    完整地看我们党选择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实践，大致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时期，由于实行国共合作，当时进行的国民革命，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道路。第二阶段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段时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思想与农村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思想的对立比较尖锐，即三次“左”倾领导奉行的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等人开辟的首先是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待红军力量强大之后再进攻城市的路线（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具体化）进行着反复的激烈斗争。第三阶段是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时期。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经过抗日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革命道路思想，终于在全党获得共识。这就是说，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也应当作具体分析，同样不能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