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70年过去了，回首历史，怎样认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呢？
    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乔木同志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他说：“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导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挥《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这个时期是党的历史异常复杂的一段。一方面，革命事业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左”的错误空前严重。由此，许多历史问题研究起来就相当困难，评价起来就要更为慎重。
    我曾经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比作是一个前后承接的链条，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评价历史事件应当从环与链的关系这个角度作总体的把握。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也应当这样来认识。概括起来，至少应当肯定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我们党领导的28年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的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基础的奠定，到建立、发展，再到最后放弃，横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民主革命28年中，它占了1/4的时间。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疯狂“围剿”，党不能不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残酷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又经历着严重的党内错误的统治。一次又一次的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争，已经使党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中；接二连三发生的“左”倾错误，使党的状况如雪上加霜，愈来愈濒临绝境。
    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前，党已经历了从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在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从1930年6月到9月，从1931年至1934年，“左”倾错误又连续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1931年到1934年，又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最为严重。尽管从时间上看，加上第一次“左”倾错误在中央盛行的4个月左右（第二次是3个多月，第三次有4年），总共是4年零8个月。这与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相比，“左”倾错误统治时间似乎并不很长。但是，“左”倾错误一再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说明党的指导思想很不成熟，在党内存在着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左”倾错误发展趋向。从1927年底到1935年间，这个趋向长期影响着和主导着党的路线、重大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三次“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也可以视为这个趋向在党内发展的三次高潮。而正是这三次“左”倾错误高潮，使我们党丧失了推进革命走向更大复兴的两次重要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六大结束后的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出现的革命复兴局面没有能够坚持。
    六大以后，党中央比较能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路线也基本正确。这个时期党在全国各地做了大量有成效的恢复工作。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是4万多人，到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6.9万人，到1930年3月发展到10万人。在党的组织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也有很大发展。除赣南、闽西根据地外，重要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达6.2万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统治集团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许多原来“清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转入军阀混乱的战场。而在国民党统治区，随着法西斯统治的加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这时中国革命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可是，面对这样的有利局面，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发展起来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为标志，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再次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一方面使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组织机关遭到破坏和瓦解；另一方面在红军奉命攻打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从而使正在复兴的革命形势发生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