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新的革命道路的实践，是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起点。它预示着中国革命经过艰难困苦之后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这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在形成的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在理论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阶段、任务、目标、依靠力量等许多重大问题。当时，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非常严重。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内最早鲜明地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开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六大决议、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错误倾向，指出，这种作风“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绝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因而，“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尽管这段话是后来正式出版时加上的，但这个思想却已明白无误地蕴含在这篇文章中了。在这里，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计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得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结论。这样，毛泽东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实际上区别了什么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我们党最早指出党内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文献。从这个意义说，它是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的前驱。
    毛泽东的这个正确思想虽然是在30年代初正式概括的，但其思想趋向则在他上井冈山时就已经有了。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使后来被视为“毛泽东思想”基石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后，特别是在长期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极端艰苦，另一方面又由于不断地与反革命军队作战，暂时还没有大片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在党内和红军里就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虑。革命斗争需要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毛泽东先是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深刻地阐述了在白色政权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历史根源、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提出了红色政权能够以“工农武装割据”形式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著名论断。接着，他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着重阐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指出正确的政策应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他总结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以根据地为依托、以政权为杠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它既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又在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关系的认识上，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从而基本形成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轮廓，以及根据这个总的理论框架而派生的若干具体理论认识。这应当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实践的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而获得的新的理论认识的开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里的理论轮廓，标志着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长过程已经起步。
    第四，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开创新的途径和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