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人选的变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对近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会议期间，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发了言，邓小平主要讲了党的问题，林彪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邓小平、林彪的谈话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他对林彪的讲话稿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7]显然，对于邓小平、林彪两人的讲话，毛泽东更满意的还是林彪的讲话。
    1962年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九篇重要文章，着重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8]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刘少奇。1970年12月，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9]
    1964年6月，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的重要谈话，五条标准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10]虽然谈话的内容是指广义上的接班人培养问题，但其理论内涵当然包括领袖与接班人的关系。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讲话。王稼祥后来说：“那次周总理来和我谈话，是毛主席委托他来和我打招呼的。他肯定了我对革命有贡献、有功劳，还谈了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路线斗争。这事，周总理谦虚地说，你比我更早地站到毛主席一边，与王明等人作斗争。又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我说，你老兄也是一个。他笑着说，自己只能当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不能掌舵”。[11]
    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12]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8]（P,812）“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8]（P,808-809）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5月4-26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他多次亲笔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在毛泽东的修改中，有一段文字突出地表达了他对接班人的看法，毛泽东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2]（P,43-44）
    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将“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与肯定邓小平的谈话相比较，前者说明毛泽东与接班人之间的斗争，无论斗争性质或斗争形式，都将尖锐复杂；后者则表现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显然无意全面否定邓小平，恰恰相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军事统帅才能是赞许有加的。
    从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到60年代中期“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表明了历史上曾经形成的接班人的人选出现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是接班人全部、整体的改变，而只是部分、局部的人员调整。在毛泽东决心改换接班人，并指责刘少奇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之际，可以设想或推测出毛泽东对新的接班人选，已经胸有成竹，但毛泽东毕竟没有公开表态，公开明确。
    在接班人的问题出现极为复杂和微妙的情况下，林彪于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林彪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据罗瑞卿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要他向林彪传达：“‘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13]指出林彪这一讲话与毛泽东的联系只能说明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并不能表现全部的历史风貌，也许“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这一开场白本身就包含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仔细挖掘。鉴于《五·一六通知》实际已公开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怀疑，林彪指出：“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14]林彪还指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14]（P,21）林彪还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14]林彪的讲话，还突出地强调了政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