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在她的书中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这又是为什么？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难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什么？毛泽东之心，实如大海之深，深不可测啊”。[19]（P,62）毛毛的话，极大地启发了我们，研究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思路时，将“刘、邓拆开”应是我们分析的基础，只有确立了这一基础，才有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言行。同时，将“刘、邓拆开”也许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在毛泽东的政治设想中，毛泽东、邓小平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绝不能按普通生活中的意义去理解，这种一致属于政治范畴内的概念，这种一致在“如果林彪身体不好”了的条件下，是可以产生“要邓出来”的政治局面的。
    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
    “也未查出叛徒”表明了邓与刘的根本区别；“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是肯定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与王明做过斗争的人，不仅在九大当时，就是在整个中共党史中也是寥寥可数的；“总打过些仗”，是不同意“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的言论的；“‘二十大’他不同意”就是更为重要的“好事”了，表明邓在1956年就是反对修正主义的。
    虽然短短不到50字，但在涉及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谈话明显不同。如果说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上是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那么，在九大上的讲话，至少表明在反对王明（注：199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指出：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临时中央开展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和与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这两点上，毛泽东、邓小平是一致的。尤其是后者，即能够在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一致，这是毛泽东当时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判断成熟领导人的重要标准。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22]他还说：“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2]（P,294-295）
    假使我们将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比较一下，会发现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变化，邓小平在批示之后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么，此时此刻，毛泽东又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谈话，很难想象他会是无的放矢的。
    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闭幕。会议选举了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央候补委员。邓小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九大通过了新党章，党章删掉了八大党章中有关设立名誉主席的条款，同时增加了有关林彪的内容，党章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大只设一位副主席的安排也许考虑了林彪曾经提出的建议（注：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1971年10月8日，陈云撰写《我对林彪的揭发》：在高饶反党阴谋中，林彪实际上是大后台，毛主席要我去杭州说服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林彪表示同意，但又说党的副主席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难道不要恩来？’今天看，毛主席当时这样问是有远见的。”），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与八大设立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在党内建立几道“防风林”的措施大相径庭。接班人的选择是毛泽东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的结果（注：黄瑶等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页。“罗（指罗瑞卿）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的言论，可参见本文所引毛泽东在九大选举前夕的谈话。），是让毛泽东费尽心血的问题，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不能像苏联那样，立了个秀才接班人，“秀才顶不住”。毛泽东曾经设想、并且为之努力的林彪、邓小平共处的格局，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刻认识，但这一事关全局的战略措施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