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说：“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9]（P,40）毛泽东的这些话也许是说候补中央委员与中央委员选举之中的问题，也许意味着他对别的问题不满，但他所说的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是有着很深的含义的，这些老同志中一定包括邓小平在内。
    毛毛在书中写道：“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19]（P,115）也许毛毛记错了，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句话，但毛毛透露邓小平深知其中必有玄机的记述则为人们发现和感悟当时的政治“玄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从1965年秋天周恩来与王稼祥谈话，首次提出“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的问题，至1967年9月毛泽东明确“接班人当然是林”，中国政治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但在变化的背后，从来都是严肃、稳定的因素起着作用。回顾这两年间毛泽东对林彪、邓小平的言论，大致可以归纳出某些重要的轨迹。
    在接班人的选择上，毛泽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准备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林彪瞩目并最后将其确立为接班人，但毛泽东从未放松过对他所起作用的“一些提法不妥当”的注意。他抓住这一问题，毫不妥协。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2]（P,85）1967年1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现在许多人都喊万岁，我就不相信。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捍卫派。给了我许多衔头，说什么COMMANDER、HELSMAN，“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他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样搞。7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批评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头衔等问题，他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说：“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是不高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到处搞这一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23]1968年1月6日，毛泽东对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作出批示：“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他删去了“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2]（P,462）等文字。5月21日，毛泽东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批示：“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他删掉：当今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一段话。[12]（P,498）8月，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删掉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一段话。[12]（P,535）10月，毛泽东对党章草案进行修改，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12]（P,585）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邓小平，毛泽东与邓小平并非毫无共同的政治基础。相反，在政治、军事、思想等领域内，甚至在历史上所谓犯错误的渊源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存在着牢固的联系，这种牢固的联系，使得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两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或者动摇；就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毛毛说，这一批示“曾给我们全家以多么大的宽慰”。）的表示；就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参见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威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视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19]（P,44）毛泽东还与邓小平谈话。（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6页。毛毛指出：邓“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19]（P,62）邓小平非常理解毛泽东，他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24]毛毛在她的书中说：“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19]（P,62）
    从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全过程来看，建国以后，接班人的人选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接班人的人选是林彪、邓小平，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就被毛泽东从根本上区别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是要林彪、邓小平共处最为重要的标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上的既定方针，“邓至少是常委”以及“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都可以说明毛泽东在组织措施上为了要实现他的既定方针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毛泽东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