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在6月和7月分别对接班人的问题发表过两次重要的意见，一次是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一次是与江青的通信。
    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主席，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15]
    毛泽东与外宾的上述谈话表明，中国的接班人是“赫鲁晓夫”已经被毛泽东所确认，但毛泽东在必须选择新的接班人时却又面临“都是喊‘万岁’的”的局面，如此复杂的局面预示了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时的难度。“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一句话，表达了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喊‘万岁’的”并不是选择、确定接班人的标准，但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他又难以摆脱甚至必须依靠“喊‘万岁’的”人来处理迫切、尖锐的政治难题。反复领会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问题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喊‘万岁’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时“要注意”、“要分析”的现象，甚至已成为引起他警惕的“很自然的规律”。
    7月8日，毛泽东致信江青。毛在信中说：“我的朋友（指林彪--作者注）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12]（P,71）“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注：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见到，但吴冷西在《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一文中曾回忆：1966年2月9日，毛泽东听取彭真等人的汇报。吴冷西谈到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吴冷西说，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毛主席考虑是否仍按1960年3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主席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另：1966年3月20日，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林彪在会上表示：“要学毛主席。”毛泽东立即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我就不看，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继续说：“列宁也抄马克思的，如他的《国家与革命》就抄引马克思著作，现在我们把主席思想撒开作种子。”毛泽东说：“那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束缚人家，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12]（P,72）
    毛泽东与江青的通信，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信中的一些文字特别值得仔细体会。首先，在杭州的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对“朋友们”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朋友们”当然不是指林彪一个人。其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里的“他们”也一定不是指林彪一个人。毛泽东在此处用了一个“猜”字，非常耐人寻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因此，主要的打击目标要由毛泽东而无需别人（“他们”）来确定，但在接班人空缺、毛泽东并未明确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的情况下，林彪在指责“彭、罗、陆、杨”之外，还点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并明确“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在林彪、罗荣桓观点分歧时，赞成了罗荣桓的意见，这又与“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否则，中共中央是不会批转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先后提出并确立了“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并主持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961年1月以后，林彪强调了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概括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三十字方针”。林彪的指示下达后，长期主持军队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即与林彪产生了分歧，他曾当面向林彪表示：“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几句话改掉为好。”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批评了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林彪曾经说过：“广州会议后，不知哪来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不会有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我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我也不牵连他们。”）。虽然林彪并未点名攻击邓小平，毛泽东也只是在“猜”，但毛泽东却明显地怀疑“他们”与自己存在着“本意”上的不同，正因为怀疑“他们”与毛泽东“本意”不同，这之后的“为了打鬼”才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这里的“鬼”不是抽象概括的鬼，而是具体的鬼；不是普通的鬼，而是高级的鬼，是需要“借助”或确切说是迫使毛泽东打倒的鬼。批发“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在党内显然会形成有利于林彪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又恰恰可以助长“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气氛。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为了去除“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正处于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要“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的矛盾中。“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说明了毛泽东本人违心妥协的矛盾心情以及涉及问题的重要程度。
    8月1-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会议印发了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会结束前夕，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当选常委。
    全会并未重选中央副主席，但林彪副主席的职务会后被提及，而经八大选举产生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职务会后不再提及。全会还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三面红旗”，突出毛泽东和林彪，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状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新的定义，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显然，毛泽东确认了林彪领先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地位，全会采取的组织措施保证了这一政治局面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