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支两军”的组织与实施
    尽管当时军队本身的情况十分复杂，军以上机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在搞“文化大革命”，进行“四大”，许多机关、单位亦处在混乱或瘫痪状态，军以下部队担负援越抗美和繁重的备战任务。但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遵照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人民解放军全军各部队把“三支两军”工作，作为当时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来完成。除进行战备、作战和部队必须的工作外，抽出主要力量投入此项工作。为了保证对全军“三支两军”工作的组织和领导，1967年4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了加强“三支两军”办事机构问题。决定在军委设立3个办公室，即支左办公室、支工支农办公室、军管工作办公室，军训工作由总参、总政分管，不另设办公室。并决定：支左办公室，由萧华直接与中央文革联系；支工支农办公室，由杨成武、邱会作等组成；军管办公室，由叶剑英主持，吸收总参、总政及军委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参加。各办公室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负责向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办理中央、中央文革、军委交办的事项。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规定，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把保证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列入编制。这样，全军上下“三支两军”领导机关的建立，从组织上确保大批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三支两军”工作从1967年1月下旬开始，全军各部队陆续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执行这项任务。如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期间，每月投入“三支两军”的部队人员，均在90万人左右。其中最多时为1968年上半年，全军参加“三支两军”的人数达到95万多人（其中沈阳军区10万余人、北京军区10.2万余人、济南军区4万余人、南京军区11.4万余人、神州军区12.4万余人、广州军区5万余人、武汉军区12.5万余人、成都军区11.5万余人、昆明军区4.7万余人、兰州军区10.2万余人、新疆军区1万余人、西藏军区3200余人、总部各机关6300余人）空军出动飞机1976架次、海军出动舰艇237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九大以后，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形势逐渐好转，“三支两军”的人员亦逐渐减少，到1972年上半年，全军“三支两军”人员在27万人左右。人民群众在“天下大乱”的危难之中，把期望寄托在人民子弟兵的身上，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欢迎解放军部队进驻地方单位。邓小平后来所作的“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护局面，出面是正确的”这一论断是十分符合实际的。“三支两军”的基本情况是：
    （一）支左
    支左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前后有明显变化的过程，但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支左按照要求基本执行支一派、压一派的方针。这一点在1月23日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就有明文规定：“三支两军”的目的，就是要发起所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就是要军队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支援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毛泽东所讲的“介入不介入”的问题，从实质上就是从左的方面介入还是从右的方面介入的问题。他要求军队从左的方面介入，就是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4]，“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5]支左是在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担负着十分特殊的使命。这个时期，支左的头项任务是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所以当时支左部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如何区分出哪是左派？哪是右派？当时在一个省委、一个地区，“造反派”组织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且都是打着革命组织的旗号；在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如何划分出谁是“革命领导干部”，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支左工作中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因为过去党长期形成的方针、政策、思想、方法和识别用人的标准等，均用不上了。只能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用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去衡量和识别一切问题。而一切取决于站的什么队，跟的什么人。林彪、江青一伙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引导军队去支持由他们选中或圈中的所谓左派。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林彪在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谈军队支左问题时说：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支左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1967年6月27日，《解放军报》社论提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是政治方向问题”，“方向对了，就是大好”。社论要求“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社论明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解放军必须全力支持左派，把被“走资派”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统统夺回来。所以支左中识别左派的标志就是夺取本单位、本地区的最高领导权--斗“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