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有相当大部分指战员和建制分队担负了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安抚群众生活、维护社会安定的工作。这项工作既艰苦又危险，有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但是，担负这一任务的指战员，把个人的危险和生命置之度外，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他们制止武斗，阻止打、砸、抢，坚持“五不”，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抢，不动气”。有时还需排成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虽然石头、砖头往身上落，被骂作“阿斗兵”、“保皇兵”，还得坚决完成制止武斗的任务。他们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拉粮、运煤、运菜、运垃圾等，当时只有军人、军车才可以在武斗的封锁区内行动，地方的车辆要挨对立面的枪击。他们保护商店、粮店、煤店、饭店、旅店、影剧院的开门营业，没有军人在场，打、砸、抢就要影响正常营业。他们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任押运、护车、护路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他们以武力取缔危害社会生活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伙，等等。在1967年8、9月武斗大战的严重局面下，指战员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临危不惧制止激烈的武斗，手持《毛主席语录》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团长、师长、副军长也亲临制止武斗的现场。在吉林省、武汉地区、徐州地区、四川的万县等地区，许多武斗严重、交通受阻的危难之地，人民解放军为控制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坚决制止了武斗。为了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许多解放军指战员遭受了皮肉之苦，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伤亡和国家财产的损失，控制和稳定了局势。
    三是办学习班。武斗停止下来后，支左官兵深入两派之中反复做大联合的说服工作，把两大派头头组织到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讨论与签订解决本地区的“革命大联合”问题和制止武斗的协议，实现“革命大联合”。
    在此基础上，领导成立“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谓“革命三结合”，是指“革命委员会”中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代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通过军队支左人员的长期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由军队干部担任主任。全国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5万人。[3]（P,562）凡是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和部门，解放军宣传队就撤出，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在那里就结束了。所以，事实上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大量的支左的工作除军管的以外基本结束。继续在地方发挥影响的只是进行“三结合”的军方代表，这已是少数同志了。
    另外，武斗停止后，在进行“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还进行了动员说服群众组织收缴武器的工作。经过支左人员和部队进行深入细致地工作，到1969年9月止，据不完全统计，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以上统计中，有的收缴数大于被抢数，是因为抢夺数中没有统计军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和群众组织自制的武器弹药）。
    支左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巩固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和“斗、批、改”工作。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结合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代表（支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担负巩固“新生政权”和与“革命委员会”成员一道，领导“斗、批、改”工作。支左人员通过主持革委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所在单位的“斗、批、改”。毛泽东规定“斗、批、改”的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北京8341部队驻“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北效木材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支左人员，总结了有关“斗、批、改”的系列经验。被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先后批转全国，用以指导全国的“斗、批、改”运动。“斗、批、改”运动后因林彪事件而中断。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要求，军队支左人员，于1972年从地方陆续撤回部队。全军的支左任务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