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述要求，山西省军区率先支持山西省的造反派夺权，山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委全部被冲垮，而陷于瘫痪。全军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支持左派夺权誓师大会，派出部队和人员支持所在省、市、地、县造反派展开夺权斗争。继之而来的贵州夺权、黑龙江夺权、山东夺权，等等，都是在军队明确支持下促成的。这一阶段支左，要求旗帜鲜明地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若是两派都支持，又成了“和稀泥”，旗帜不鲜明。说“屁股没坐正”，坐偏了就要检讨、挨批，甚至撤职、处分。所以，第一阶段按照支左的指示，导致了很多矛盾，挑起了派争和派仗。全国出现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的事件，共抢夺武器、弹药有：步枪2.16万余支、冲锋枪4600余支、手枪2000余支、其他枪2100余支、轻机枪1190余挺、重机枪350余挺、高射机枪78挺、60炮40门、追击炮22门、火箭筒61具、无后坐力炮8门、子弹648.7万余发、炮弹560余发、弹药1296公斤、雷管4290余支、手榴弹16300余枚、喷火器10具、高射机枪子弹700发，湖南1个工厂28吨发射药、重庆1个兵工厂72万余发子弹被抢。不仅抢夺部队的装备和战备物资，而且还抢夺援越抗美运输列车上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同时围攻部队、殴打战士的事件连续发生。1967年6-9月，全国先后共发生围攻、殴打解放军的事件40余起。有的部队被冲散，有的指战员被打伤打死。据不完全统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伤亡共2.77万余人，其中亡220人、重伤4105人、轻伤2.34万余人。
    支左的第二阶段，称“支左不支派”，促进各个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在夺权后，要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军队支左人员把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组织在一起，办斗“私”批“修”学习班，促进“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一阶段的斗争更复杂和激烈，工作难度更大、更艰巨。
    毛泽东原先预计，全国“全面夺权”在1967年2-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各级党委、政府、人委、公安部门全部遭到冲击和被夺了权。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被批斗迫害，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权力转移到了造反派手里。但是，造反派不是统一的，在一个地区有几十个上百个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的数量亦不一样，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有的数万或数十万、上百万人。各造反派组织内部的人员成分亦十分复杂，他们在党、政、财、文大权的诱惑下，在对解放领导干部、革委会席位分配、以谁为核心等等问题上，各自都有自己的算盘。加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极力挑动派性，煽动无政府主义，这样，各造反派之间围绕“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对待解放军支左问题上采取了适用主义各取所需的手段，从而“全面夺权”引起了全面内乱。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于这种严重混乱状况也不能不设法加以约束。当时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为了实行大联合、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布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
    然而上述社论、指示和通知中提出的许多要求、规定，几乎很少收到实效。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来夺权、掌权。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各造反派寸步不让，争夺非常激烈。特别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拨之下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武斗流血事件。到1967年秋，全国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1967年8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车船、档案机要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违法事件，发生大批人员伤亡的武斗流血事件。全国陷入大内战、大混乱之中。7-9月“全面内乱，天下大乱”，这3个月失去了控制，毛泽东说：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为了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9月，毛泽东到外地视察，他在肯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时，要求“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P,385-386）他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采取一系列制止严重动乱的具体措施，9月5日，毛泽东批准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月13日，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他同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部门实行军管，他还批准发出多项布告、通令等，以制止“打、砸、抢”活动，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交通运输，制止冲击军事机关和要害部门的活动，收缴造反派手中的武器，学生复课闹革命等等。当时，各地党政机关已瘫痪，公安系统已砸烂，干部靠边站，群众组织打派仗，不少单位已停工停产。要宣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措施，制止动乱，实现大联合，维护交通、社会秩序，只能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和部队。这一阶段的支左人员和部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按照毛泽东提出革命大联合，消除派性的指示，搞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立“大联委”或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由支一派，转变为支持各派，事实上的“和稀泥”，叫“一碗水端平”，支左派。不管是什么组织、什么派，都合到一起。支左工作这180度的大转弯，使支左人员处在了造反派两面攻击之中。原来支持的一派攻击支左人员是叛徒，原来受压的一派，叫支左人员承认错误、检讨，甚至批判。但是，为了实现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消除派性，支左人员只好忍辱负重。在检讨以前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中，求得受压一方的谅解，让双方联合起来，按“最高指示”行事，尽早成立大联委和革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