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111个，占全部210个报社的53%，省以上报社，除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贵州、湖北、甘肃省外，其余22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社全部军管。
    省以上的公安部门，除辽宁、黑龙江、河北、山东、上海、湖南、贵州、河南、湖北省外，其余20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都实行了军管。
    江西省实行军管231个单位，除一个劳改场外，全部是宣传和专政部门。
    铁路系统大部已实行军管，全国18个铁路局已军管了10个铁路局，即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铁路局，51个铁路分局，已军管了27个。
    沿海中央直属的15个港口，已军管了9个，即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黄浦、连云港、湛江和海口。
    全国沿海渔业公司全部军管，其中较大的渔业公司20个，包括76个船队和38个企业已全部军管。
    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共有1041个，另军事保护的厂矿153个，其中煤矿、国防工厂占较大的比重。
    对部分军队单位也实行了军管。如北京地区有：总后301、302、309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京西宾馆、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博物馆、总政1201印刷厂、总后装备技术研究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山西省军区总后3528橡胶厂；成都军区总医院；兰州军区的301仓库和甘肃九泉基建工程兵2支队；沈阳军区印刷厂；新疆军区五一印刷厂等单位；对农、工、林、建师共17个，亦实行军管。
    1967年6月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部门不断增加和扩大。如到1968年对中央和国务院实行军管和派出军代表的单位即达到了68个。甚至连解放军总政治部都实行了军事管制。
    军事管制的职能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67年3月16日向军队各级党委、省、市革命委员会转发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中作了规定。尔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布了军事管制工作的试行草案，草案对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军事管制的机构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有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军管会成员若干人；一种是建立军管小组，设有军管小组组长、副组长，军管小组成员若干人。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负责一单位或下属系统的全面工作。另一种军管形式，是派出军管代表或一定数量的部队进驻，主要负责保护单位的安全。采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全面地长期接管地方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它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领导干部被打倒、机关瘫痪等严重局势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对凡是可能发生意外和乱得不可收拾的要害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用军事管制的办法实行强行控制和管理。使一些边海防、要害地区、电台、电站、电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部门，邮电、民航、海运、铁路、重要科研等系统以及公、检、法专政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更大的损失，同时对于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国家稳定，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社会生活必需的正常运转等，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文化大革命”局势严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还担负了护路任务。196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现决定派出国防军部队担负护路任务。《命令》对护路的任务、兵力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各军区遵照《命令》的要求，立即抽调部队执行护路任务。至9月中旬，全军共派出了2个师、6个团、28个营、190个连、43个排、33个班，约折合32个团的兵力，分别配置在191个主要车站和110对旅客列车上，执行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
    （五）军训
    军训即对大、中、专院校的师生、职工进行军事训练。对师生实行军事训练，是毛泽东视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8-11月，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先后8次接见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学生、教师和群众共达1200余万人。为了保证接见的安全，维护好秩序，驻京部队奉命对外地来京“串连”的人员，进行接待和组织工作。与此同时，全军各部队也在驻地开展了接待“串连”师生的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后，12月9日，总政治部批转了首都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和政治工作检查组《关于组织训练外地来京革命师生的总结报告》，对部队人员在接待中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2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参加接待革命师生工作的指战员大会上，对这次接待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他说：“你们帮助训练革命小将，接送革命小将，这项工作做得非常紧张、繁忙，又非常细致。这事实上是一次为人民服务的大演习。”[6]前一段的接待工作，虽然被视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但由于任务比较单纯，时间也比较短，加之当时参加接见的师生主要是抱着迫切希望见到领袖的热情来到北京，所以在他们之间未发生什么混乱，军队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也主要是对他们接待和组织工作。所以它同后来执行的军训任务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