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开始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把支农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讨论，周恩来在会上对军队帮助地方抓生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此，2月下旬开始，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宣传队到各地农村，宣传中共中央《公开信》，大力协助地方（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抓好春耕工作，说服动员各级干部承担起领导春耕生产的责任。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成立了各级领导生产的办公室，负责领导恢复生产，动员外出串连、武斗的农民回乡生产。支农在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中，投入的力量最大。如1967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全军支农部队即达73.9万余人，第2季度每天支农人员在50万人以上，支农的单位县（市）达2072个、公社达2万多个。到1968年，全军共抽出了116个团、119个营、2666个连、125个排、861个宣传队，到1236个县（市）的社、队，进驻定点支农。仅1968年第2季度支农就动用汽车2万多辆、各种机械800多台、马车3000多辆，劳动日达3000多万个，支援公社、农场1.5万多个。半年中支农出动飞机718架次、舰艇42艘。支援农业生产，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解放军的积极支援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每年各部队不失时机地派出人员、技术力量，经常性地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各地驻军采取定点挂钩的形式，每当耕种收割季节，都派出大批人员、机械，帮助当地农民劳动。支农人员，普遍深入到田头、队组，与农民群众实际“三同”，即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开会。通过支农人员和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使“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少了农业损失，为生产增收粮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军管
    军管即军事管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单位、宣传舆论阵地、国防工厂、重要仓库等核心要害部门的安全和正常工作。为了保证这些单位、部门必需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安全，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得以继续进行，毛泽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于是，从1967年1-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作出对一系列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和指示。中央军委对军事管制工作高度重视，1967年4月3日，军委常委会议确定：中央军委军管工作办公室，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领导；科研系统的军事接管工作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领导；国防工办系统的军事管制工作，由军委常委粟裕领导。
    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军管任务，对一些要害部门和重要单位实行军事管制，使其免受“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破坏，保持基本的工作秩序。在1969年的前5个月里，全国实行军管的单位达到了7752个，警卫保护单位2145个，共计达9897个单位。全军抽调担任军管和警卫保护任务的干部和战士，共计达14.4万余人。其大体情况是：
    全国实行军管的省有9个，即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云南、青海、福建、西藏、河北；全国实行军管的大城市有25个，如南京、广州、旅大、汕头、阜新、镇江、无锡、常州、扬州、温州、淮南、湛江、个旧等；全国实行军管的专区（包括自治州和特区）19个，如大庆特区、伊春特区、延边、南通、舟山、铜陵特区、惠阳、佛山、海南岛、丽江、临沧、保山、思茅、红河、文山、阿里、玉树等；全国实行军管的县176个。已实行军管的地专和县主要是沿海边防的地区，多数是属于全面实行军管的省。但也有的不是，如湖北省虽然没有实行军管，但对1个市、2个地专和14个县实行了军管。
    中央各部除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系统外，预定实行军管的37个部委，铁道部和交通部已实行军管；国防科委已向所属的58个院、所、厂，派出了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国防工办所属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均已实行军管，同时也对各机部所属的61个院、所、厂，派出了军管会（组）。
    根据中央的指示，全国大部分地专以上所属的银行和仓库均实行了军管，共有1219个银行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占全国实有数2876个的42%，辽宁省110个银行、上海市41个银行均全部军管。
    全国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站）547个，占全部电台2295个的24%，省以上电台除安徽、湖北两省外，其余20个省的电台已全部实行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