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老在有关炎黄文明的探讨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说：
    我们中华民族常自称是炎黄子孙，久而久之，这“炎”字成了具文，我们似乎已经数典忘祖！其实，这种局面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定型了。他根据一些世谱、牒记、传说，在《史记》中首立《五帝本纪》，断自黄帝，本来来源各异的各民族从此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黄帝一系之下。诚如《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顾颉刚先生在其名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曾列过一个“夏以前的帝王表”，并说，我们看了这个表，可以知道，在许多古史系统中，只有黄帝、尧、舜是不缺席的。再有二人就很难定。一派说这二人是颛顼、炎帝，另一派则说是伏羲、神农。我们看了这个表，又可知道，炎帝这人确是常给人家称道的，但除了《封禅书》以外却再没有把他放入古史系统了。所以然之故，只因为以前说作他的子孙的国家，如申、吕，如齐、许，都早亡了，没有人替他争位了。顾颉刚先生是探讨炎帝文明的第一人，其开创之作1937年发表在《禹贡》半月刊，后来收入《古史辨》第七卷下册的《九州之戎与戎禹》。先生的思路是：九州为“中国”的代称，夏人的祖先禹与九州有极深的关系，而九州最初是戎族的聚居地，故禹又称“戎禹”，那么，向来被视为华文化（黄帝文明）的实际上多为戎文化（炎帝文明）的创造。由戎居之九州，演化而为天下之代称之九州，更演化而为尧之十二州；由戎之先人所居之四岳，演化而为平分四方之四岳，更演化而为汉武帝之五岳；为戎之宗神禹，演化而为三代之首君，州与岳随民族之疆域之扩大而扩大，“禹迹”又随州与岳之扩大而扩大：此皆向所视为纯粹之华文化者，而一经探讨，乃胥出于戎文化。且姬、姜者向所视为华族中心者也，禹、稷、伯夷者，向所视为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是则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观者在，岂能牢守春秋时人之成见，蔑视其人为颛蒙寿昧之流乎？夫戎与华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与否乃析分为二，秦汉以来，此界限早泯矣，凡前此所谓戎族俱混合于华族中矣。不幸春秋时人之言垂为经典，后学承风，长施鄙薄，遂使古史真相沉霾百世。爰就九州之戎一事寻索禹之来源，深愿后之人考论华戎毋再牵缠于不平等之眼光也。
    顾先生最早注意远古的民族分合，并始终坚持炎、黄不同族，坚持炎是炎，黄是黄，大方向正确。但许多历史学家不是以民族的特征，而是以地域来划分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徐旭生先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一书。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我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顾先生的观点，认为姬、姜原不属于一个部落，他们分属两个氏族，各有来源，都是源远流长，各有各的族姓，各有各的图腾崇拜。黄帝、炎帝来源不一，而姬姜两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华夏族诚然是中华民族中最重要的集团，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构成。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在四代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我还说，徐旭生先生在谈及华夏集团时，最初只是把黄帝与姬氏联系起来，关于夏则另立章节，从洪水开始，讲到大禹治水以及其他发明与发现，没有谈夏为什么属于华夏。它与黄帝的关系，与姬周的关系，甚而与姜氏的关系，都未谈起。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捏合成一个集团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华夏族的形成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这样我们才能析源解流，使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各得其解。就黄帝与姬周的关系说，除姬姓外，我认为在图腾崇拜上更可以说明问题。那时的图腾，犹如现在的国旗，炎帝一系是熊，而黄帝一系是龙，炎黄融合以后，出现了《天问》中“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有趣场面。黄帝与夏的关系，夏周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可以从图腾中得到解答。《国语·周语下》说：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比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依也。
    郭沫若先生对“我姬氏出自天鼋”的解释是：“天鼋即轩辕也。”我个人认为这的确是最好的解释。出自天鼋即出自轩辕，而轩辕即黄帝，也就是姬氏出自黄帝。而黄帝之称作“轩辕”（天鼋）实在是水族动物龟蛇的崇拜。夏代图腾是玄黾，天、元古音相通。我在金文中认出了这从来没有认出的字。（注：《杨向奎学述》第6-9页。）
    在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还有一个重要观点不应忽视，那就是有虞氏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杨向老在《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考察了虞、夏两代的世系和当时的生产方式。他认为，有虞氏时代虽然“还是石器时代”，但“已经有了奴隶制的萌芽”，“有关于私有动产的传说”，“在生产上是畜牧业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因此，“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注：杨向奎师：《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另，新世纪来临前，《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这无疑是国内外古史学界的大事。但该书无视有虞氏和夏朝的存在，而将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这种忽视中国历史实际，否认包括杨向老在内的中国学者数十年来苦心孤诣、耗费大量心血而取得的上古史研究成果的作法，的确是件憾事。）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与分期的观点，也是杨向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其内部如何分期，数十年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杨向老在《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中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我们通过这些材料可以了解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同时又可了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那么，什么是古代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杨向老认为，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而是以部分代全体，甚或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他还说：
    在战国以前，就黄河流域上下游各国的社会结构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对于史料加以严格甄选的话，会发现它们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向前发展的。过去我们对于史料的运用太粗疏了，根据西周某一地区的铜器文字而概括地说明当时所有地区的社会性质；或者是对于某一种材料的时代还弄不清楚，而用以判断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色，这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注：《绎史斋学术文集》第18-19页。）为了推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杨向老身体力行，他在本文中以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春秋时代的齐国社会，认为齐国根据《周礼》和其他典籍的记载，至少在齐桓公时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由此先生指出，我们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的认识所以统一不起来，往往在于掌握了某一地区某一种材料，就用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他建议，我们应该划分开来研究，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问题，认清了齐国，认清了三晋，认清了宋、郑，认清了秦、楚，认清了吴、越，然后再说明哪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才易于获得圆满解决。（注：参见《绎史斋学术文集》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