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老撰著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自1945年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始终具有广泛的影响。该书的主旨是：作者不同意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五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中，所提出的“五行相生是刘歆一派的伪造”的观点。本书先从五行说的起源谈起，进而解决了相生相胜两说的先后问题，并对五行说的大师邹衍的五行系统相生相胜的主张进行了辨析。杨向老认为，五行是先秦人士所说的天道运行。战国时代，五行的秩序已经排定，或相生或相胜。因此，五行相生说绝不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不过，五行相生和相胜说，确实影响到西汉时代的政治设施，围绕着天人感应学说而谈到“汉历将终”问题，于是野心家王莽利用当时的学术潮流，即西汉经今文学派赐给他的理论便利，以及利用当时的民间迷信，欺骗了汉家的孤儿寡母，并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迅速篡位，建立新朝。由此引起了经今古文之争。晚清的今文家，尤其是康有为，劲说是莽篡和古文经有关，几几乎说是古文学派一手所包办。康有为说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无稽的。我们要说，正是今文学说，成为了王莽篡汉的理论武器。
    《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思想交流，并由此揭示出公羊学的发展变化。
    《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出版后，杨向老将书送给顾颉刚、傅斯年、董作宾先生，得到他们的好评。董先生为此用甲骨文写了一幅对联相赠，其上下联是：
    五行推五土中商之卜爰分东南西北
    三正宗三王先秦已降乃有亥子丑寅
    杨向老在学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编纂了一部400万字的大书--《清儒学案新编》。正如著名思想史家陈祖武先生所说，《清儒学案新编》是杨向老晚年的一部代表著述，也是他留给学术界卷帙最大、内容最多的重要著述。（注：陈祖武：《杨向奎先生与〈清儒学案新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
    杨向老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而清儒学术，又是先生用力甚早、甚勤的一个领域。上世纪30年代中叶，杨向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就是《〈明史〉与〈明史稿〉对校》，对清修《明史》和《明史稿》进行了对校。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初，杨向老又倾其全力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全书论述的都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自叙》。）。自然，清代前期的学术演变，亦即清儒的汉学，成为该书论述的一个重点。80年代初，杨向老有感于徐世昌于30年代主编的《清儒学案》实在太简陋，该书虽然作为一代学术史资料长编功不可没，但由于编写者不是学者，既不懂哲学，也不懂训诂、历史和文化，所以该书未为尽善。有鉴于此，杨向老很早就打算重新写一部《清儒学案》。1982年，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即将编纂的《清儒学案新编》将以清代学术源流为纲而列出子目，其人或减于前，而文或繁于旧，从而避免“庞杂无类”，起到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作用。（注：见《〈清儒学案新编〉缘起》，《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
    《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于1985年面世，全书8卷出齐已是1994年3月了。第一卷，收录自孙奇逢至李光地等18人的学案；第二卷，收录自陈确至魏禧等18人的学案；第三卷，收录自马骕至李绂等15人的学案；第四卷，收录自庄存与至康有为等11位今文学家的学案；第五卷，收录自江永至孙诒让等11位汉学家的学案；第六卷，收录自邵晋涵至章炳麟等11人的学案；第七卷，收录自朱筠、朱珪至蔡元培、罗振玉、王国维等近代学者共11人的学案；第八卷，收录自王鸿绪到孟森、梁启超共12人的学案。90年代末在编写《杨向奎先生学术研究和著作编年》时，杨向老特意强调说：《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卷和第五卷是全书的核心，“希望读者注意”（注：《杨向奎学述》第162页。）。这是因为：两卷中所论述的今文学派和汉学派，可以说是清代学术界两大流派，都是主流。“公羊学派”的改革精神，由他们所发挥的公羊学所提倡的民族团结大一统的思想，在我国文化之现代化方面以及国家民族在极度衰危的情况下能够坚挺下来，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中国以前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杨向老在哲学上的贡献也是不可泯灭的。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先生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究哲学，写出了许多诸如《哲学与科学》的著作和有关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些著述中，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线索、“理”的概念、“中庸”思想、儒学、“宋学”和“汉学”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于此，仅举出几点即可窥见杨向老的哲学思想。
    中庸思想是我国传统道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当前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先生在《中庸与我国传统道德哲学》（注：该文发表于《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由吴锐整理。）一文中论述了中庸思想的源、流及其影响。先生认为，“中庸”思想来源极古，可以追溯到夏代；“中庸”思想属于炎帝体系，而不是黄帝体系。先生指出，子思是在理解了孔子对于“刚健中正”的评价后而撰述《中庸》的。《中庸》之道源自《易经》，它在哲学史上完成了《大易》刚健中正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道德哲学是儒家的“本体论”。本体是恒量，表现在中华民族性格上，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表现在个人身上，它也是完整的中庸之道。两汉以后的经师们也谈“中和”或者“中庸”，但已不是先秦儒家的刚健中正，不免偏离于和。宋代理学家改变了自先秦以来道德方面的命题，他们重视《中庸》，使之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四书》之一，是学者必读书；他们重视中庸在宇宙认识方面的说明，使人间的道德和自然秩序结合在一起，成为新的天人之际。先生强调说，“中庸”绝不是平凡庸俗，它完整的定义应当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高明不会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中庸不会长期稳定而守恒。我们是持之有恒的，所以我们的文明未曾中断，永远向前，这就是“中庸”。
    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理”的概念，因学派不同，理解歧异。先生在《哲学与科学》（注：该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对“理”最适当的解释应是“规范法则”，这“规范法则”在宇宙中维护着自然和谐，在社会上规范着人类行为。在当代物理学的探讨中，专家们发现自然间之四种相互作用力，具有规范的对称法则。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对称法则，虽为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著名科学家所否定，但即使这不完整的对称法则，也是维护宇宙和谐美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