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老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关键；而要解决西周社会性质首先应当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的问题。先生认为，西周初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统治者和“殷民”的矛盾上，这大批“殷民”是剥削者主要的剥削对象。在《周书》中，千言万语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些“民”的问题，而不是“士”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自西周至春秋，凡是记载中的“民”、“甿”、“庶人”、“众人”或者是“农人”，全是指当时被剥削的广大农民阶级而言，他们领有一小块土地，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由于压迫奴隶和管理农民的方式不同，西周出现了以“德”为代表的新的社会意识，“德”字在西周是一个新字，它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也是新基础的反映。“德”是用以“和民”的，这“民”也是一种“新民”，“以德和民”是西周以至春秋时代的口号。先生在1980年11月写的《绎史斋学术文集·前言》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仍然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始，除了古文献的材料外，近年来云南的史学工作者在作了傣族田制与农奴制和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后，同样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注：参见《绎史斋学术文集》第31、34、43页；《绎史斋学术文集》，《前言》第1页。按：先生在文中提出的西周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春秋战国之交看不出有社会本质的变革，实在是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转变而已等观点，我认为都是正确的。但是如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不平衡，根据这一重要原理，加之其他历史条件，我有一个极不成熟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似应以秦统一中国为标志。因为秦统一中国从政治上确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该阶级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很多同仁的支持。例如，我的老师、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在60年代初曾对笔者说：“我主张西周是封建领主制社会。”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杨向老认为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一、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二、封建社会成熟期，后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到9世纪）；三、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即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1840-1949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是领主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领主通过公社对农民取得超经济剥削。战国时期以后，地主阶段已经抬头，不过领主的势力并未全肃清。秦与西汉还是领主与地主交哄的时代。王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摧毁了领主阶级，社会向前发展了，中国才走上成熟的封建社会。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正是在东汉到北魏时期。先生这些观点同样得到了学界同仁的支持。记得60年代初，商鸿逵先生在讲授《世说新语》时就认为，该书所记载的地主阶级奢侈、腐化的事例，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已走上成熟的封建社会。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是史学界争论激烈的一个问题。杨向老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和其他一些论文中，多次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而言，他不同意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土地国有制一说。杨向老认为，战国以前，我国存在着以井田（村社）为主干的土地国有制；此后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宋以后更成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他还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土地制度方面曾存在过的“种种迷人的假象”，诸如拓跋魏的均田制和唐代均田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拓跋魏的均田制，杨向老指出，“均田令实际是对于无主土地再分配的政策。对于无主土地的分配，并不涉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唐朝的均田制，是唐朝政府为了“搜括脱漏户口和土地，为了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所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况且实践说明“均田并没有按法令贯彻实行，各人各户的土地，许多是本户的原来所有”。杨向老认为，农民为地主干活，实际上就是交纳地租，如果对他们不实行强制，如果农民对于地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是不会干的。所以，“地租表现了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只有结合人身依附关系，才能完整地说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他还说：“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这种垄断的根据是土地私有制。”（注：《杨向奎学述》第78-79页；参见《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111页。）
    杨向老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也是卓著的。如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既是史学大师，也是经学大师。杨向老师从顾门，也把经学研究作为自己的治学重点之一。不过，他在许多问题上对他的老师的观点作了纠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左传》和西汉经学的研究上。《左传》长期以来被清代今文学派刘逢禄、康有为和现代国学大师顾颉刚说成是汉代刘歆等人的“伪造”。杨向老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专门研究《左传》，“看它到底假不假”（注：《一生读书》，见曹积三等主编《当代百家话读书》，广西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936年，杨向老发表了《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文中详细论述了《左传》的性质，《左传》与《国语》的关系。指出《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与西汉政治紧密相连的。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宗室刘歆建立《春秋左氏传》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乃若静水投物，其波浪经久不息。后《周礼》、《古文尚书》、《毛诗》等真伪问题解决，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棼，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愈坚，一似永无解决之望者。通过深入研讨，杨向老认为，《左传》之书法、解经语、凡例、“君子曰”等均为“《左传》所原有，可成铁案矣”，并非“刘歆之徒所窜加”；再从《左传》和《国语》的体裁、名称分析，“则知二书本非一书分化也”。（注：《绎史斋学术文集》第174、198、207页。）先生最后的结论是《左传》不是假书，从而为《左传》出了气。论文发表后，受到著名学者莫非斯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精当绝伦”。
    杨向老早年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过认真研究，80年代末期又写出了《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一书，详细而又全面地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及其发展历程。他指出，《公羊传》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义的种族概念，它定义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大一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和融合都起了无比的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