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左面的那些信徒比真人尺寸略小，也都穿着同样的僧侣般袍服，颜色全白。每个人的胸部，还有用回鹘文题写的姓名，其中一个上面用摩尼文书写。在壁画的再左边，有两排着白色摩尼教袍服的女信徒。在壁画的更左边，则有一些穿着当地平常服装的人物，从脸上看，千真万确都属于西亚人种，壁画下面的人物不幸受损严重。
    整个壁画所呈现出的风格，同拜占庭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细密画特点。无疑，我们这里发现的的确正是那些极其珍贵的历史瑰宝，它们所具备的这些特点，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摩尼教壁画。
    到底是谁把这幅壁画遮盖起来，我们无从得知，然而当我们在与这个建筑同类的遗址中进行发掘时，即发现其中的壁画都为佛教内容。这就使人很自然地认为佛教在后来是占据了支配地位，以前摩尼教的教堂也发生了变化，成了佛教的庙宇，这种占据是以一种较温和的态度，把摩尼教的教堂在信仰上据为己有的。
    在这里我有必要加以说明，我们发现许多较后期的寺庙，都只是对以前信仰的简单更新。比如在城墙前面的一庞大寺庙（我们定名为"Z"遗址）中，我们发现在它北面的一间房子里，靠着墙仍然耸立着一尊坐佛，它所靠的那堵墙非常厚，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来，这是在原来的墙前面，又修了一堵新墙，这样一来，房子的面积由于被那堵新墙占据而小多了，当我们把那堵新墙推开后，旧墙上的壁画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还有一个例子，在前往鲁克沁的大路北边有个小庙遗址，编号为"B"，我们发现了一尊非常美丽但却无头的佛教塑像躯干，从风格上看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矗立在寺庙遗址的大门边。其他塑像的碎片散落满地。在1902-1903年格伦威德尔教授第一次来对这一遗址进行考察时，它依然是佛教崇拜的一个场所。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有必要对旧有宗教场所进行更新时，或者仅仅是继承它，或者在仅仅方便的情况下，简单地改造，就使早期的宗教场所具有新的宗教所要求的某些功能。
    在这个教堂东面的一个方形大穹隆顶建筑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骨骸，有些残存着破碎的服装，依稀可以辨认出他们是佛教的僧侣。这些不幸的人明显是被杀害后被那些野蛮的入侵者扔到这所拱顶建筑物中的。同样道理，大量的古代文献写本也一定是他们破坏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都说明，大约在公元9世纪，这个城市遭受过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在通往鲁克沁的大路附近有一处佛塔遗址，我们发现了一些帽子（这些帽子的样式即使今天在这一地区，许多女孩子也都在戴），帽子上饰有佛教法物，上面沾满了血迹，说明佛教所受破坏随处可见。可以想象在那个时期，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未逃过这场毁灭性打击。这些毁灭者到底是谁呢？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回答，但据我们猜测，这一事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试图摆脱与消灭所有的异邦宗教信仰有关。
    让人觉得稍好一点的是在与之相邻的一个拱形建筑物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摩尼教文献。它们分别用属于突厥语与粟特语的回鹘文和摩尼文文字书写的，在一页非常精致的摩尼教细密画残页的空白处有几行回鹘文字。
    在附近的一个建筑物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具有伊朗风格细密画插图的文献中，也写有一有些摩尼文字母，好像是当时国王侍从的姓名，可惜这些细密画插图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只是从非常模糊的轮廓线中，大体可判断出是一些穿着铠甲的武士形象。
    在这个复杂的遗址中，我们见到了许多摩尼教与佛教庙宇，还有一些这两种宗教祈愿用的旗幡，它们是由几条宽20厘米、长40厘米的棉布条组成的。顶部有一个三角，将之捆成环，固定在一起。旁边还缀着两条装饰性的飘带，旗幡下面也有一些装饰性飘带。
    旗幡上绘有图画的地方，涂着一层薄薄的灰泥，以便在上面绘水彩画，旗幡图案的主题同某个旗幡的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摩尼教的旗幡通常表现的是：在一面，有一个穿着白色袍服的信徒，穿着打扮与身体特征同壁画上的摩尼教徒一模一样。在另一面，也画着同样的形象。在每一幅图画的旁边，还有一个较小的跪着的虔诚人，他们是旁边那个较大人的妻子或丈夫。在旗幡顶部的那个三角形上（其中有一幅这样的旗幡保存得非常完好），有一个正襟危坐的人，看起来却那么像佛陀。
    在一件有趣的摩尼教旗幡中，一面画着一位妇女，从其服饰上看可以判断当为回鹘人，另一面同是这一妇女，但却穿着白色的摩尼教袍服。
    同一类型的佛教旗幡在形式和材料上非常相似，只是在旗幡所代表的主题上有所不同，这些图案通常是一些佛教的僧侣穿着绿色和红色的袈裟，它们由一些不同颜色的布条十字交叉拼成，同摩尼教的服装大不一样。此外图案中还有一些菩萨和神像，他们或着便服，或着贵族式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