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旗幡及下文将要说明的与之有着联系的一种现象，不仅在亦都护城有发现，而且在吐峪沟、胜金口的废庙和木头沟、交河故城的遗址中也有发现。尤其在交河故城，我们掘得一片布画，画上是一位妇女，明显具有某种高贵的气质，坐在一条带有装饰的条凳上，正在给一个襁褓中的小孩喂奶。这个妇女穿着红色的衣服，上有黄色菱形装饰一物，头上也戴着一顶同样颜色与图案的帽子，周围环绕着不同色彩的光轮。对大部分的中原人、粟特人及回鹘人而言，对佛教文献的吸收也是支离破碎的。同样，他们对基督教的绘画也不可能很好地吸收。
    最精致的绘画作品是一幅绢画，它的一部分尚残留于旗幡上，本来是和一些其他的纺织品和文献写本堆放在一起的。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它们当时都是被人从那个旗幡上扯下来，撕成碎片后被野蛮地踩在脚下的。以后风把它们慢慢吹到这个破败建筑的角落中，集于一起，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沙土掩埋，才使其幸存下来。
    这幅绢画的两个主题：摩尼教与佛教，再一次被发现在同一幅作品中。恰如前文所述，在表现摩尼教主题的部分，描述着一些身着铠甲的武士，在月明如钩的夜晚乘船摆渡，手里挥动着又长又直的带有十字护手挡板的宝剑，另一些穿着白色袍服的教士正坐在莲花宝座上，一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奇特的十字架。这幅画中其他细节的装饰物也都十分有趣，同保存到现在的摩尼教细密画中的装饰物非常相似。
    在反映佛教主题的绘画作品中，有一个较大的和蔼可亲的菩萨头像，非常引人注目。在其他残片上，画有十一面观音、胁侍菩萨、巨型佛像、紧那罗、地狱和花卉装饰等。这些画绘制得都非常精巧，在颜色的选择搭配上和谐悦目。
    对于摩尼教风格的绘画作品，其起源无疑是来自一个久已消失不存的绘画专门学校，这些作品常唤起我们的某种感情，使我们想起早期的基督教及拜占庭绘画作品。他们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著名的新波斯艺术中细密画的先驱。
    佛教风格的绘画作品，从另一方面来说，它的存在应归功于希腊一罗马艺术在犍陀罗的发展，在中亚这种艺术形式无论受到了摩尼教与其他波斯艺术如何巨大的影响，都从未失去它鲜明的印度烙印。因此它对我们西方人来讲依然是异域的，但是我们大多都非常向往它的那种形态与思想。从它身上，追根溯源，可以找到整个中国、朝鲜、日本佛教艺术的起源。
    最美丽精致的作品实际上是那些纺织品。花色品种繁多使你感到惊讶，并且已经掌握了蜡染与扎染的方法。用这些方法给丝绸、棉布或其它纺织物染色，色彩丰富。蜡染这一方法，尽管现在在印度已经过时了，但在受印度文化所影响的爱琴海及其岛屿（Archipelago）的广大地区依然流行。扎染这一技术至今依然在印度的旁遮普地区使用，称作Chunari。扎染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把纺织物上那些想保留原来颜色的地方用绳子紧紧扎起来，再把这些纺织物丢到染缸里，取出时，那些被扎住的地方就会出现非常自然的圆形、菱形、方形或其他一些更加复杂的图案，这取决于事先对纺织物所进行的"扎"的艺术性。
    其他常见的一些精美的纺织品是用木板印染法（Block-Print）染制的，时至今日，在克什米尔和突厥斯坦还有这样的手工工场，它们的产品同这些纺织品出土物非常接近。
    在收集到的纺织品中，有一幅非常显眼。这是一幅较大的丝绸残片，呈淡绿色，图案是双双相对的长颈动物，躯体呈横椭圆形，用珍珠串连。这些动物及将之连在一起的珍珠串则由一种柔软的黄褐色的原丝环绕起来，这种风格，明显源于萨珊艺术。
    其他一些精美的纺织品就是一些华丽的挂毯，在纺织技术上已经体现出很高的水平，上面的图案通常是一些涡纹，偶尔也有人物和动物。这些珍贵历史遗物中最精美的，则应是古代刺绣工匠们针绣出来的那些图案，非常精细地描绘出人物、传统花卉，甚至有时还绣有回鹘文字。
    在一幅纺织品中有一摩尼教女神，由两个穿白色袍服的摩尼教徒簇拥着，周围绘有一排花卉，它是在"K"遗址中发现的。画面上所反映的，好像是要把这么一件绢画奉献给这一陌生宗教的传播者。对于这幅绢画的严格的定义与分类，至今仍然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发现的古币，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原的铜钱，多半是唐代的，还有一些萨珊或印度-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当地的农民还卖给我们一些银币，都是该地区13世纪左右伊斯兰化以前的东西。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比如库车（注：库车正确的拼法应是Kuchā，而不是Kuchar，"r"的有无，请参看哈特曼（M.Hartmann）教授的《新疆》，哈勒，1908年，第87页，注46。）和喀什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种货币。在整个考察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一枚我们欧洲的货币。
    这里的塑像（多为彩绘泥塑），大部分都呈现出犍陀罗艺术的风格，但是东亚影响也非常显著，特别在脸部和头部上，这一点我们非常确信。眼睛微微倾斜，不在眉骨的正下方，同眉毛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其身体和服饰都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