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化：在种姓体系中向上爬
    本文在开始时提到，种姓制的理论只允许人们在种姓阶梯上往下跌，而禁止人们向高级等级升。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只要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总是想往上爬。前面讲到的几个方面：城市生活、农业发展、宗教运动、政权更迭都是人们可以在社会变动中寻找向上升的机会。然而不管通过什么机会向上升，不管社会是否在发生重大变化以造成向上升的机会，社会的成员中总有向上升的动力和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可以说就是"梵化"。所谓"梵化"，在狭义上说就是用梵文梵语表达，而不是用俗语或地方语言表达。梵文是有严格语法的正统标准语言，使用梵文就表示向正统看齐。从广义上讲，就是遵守吠陀正统，服从婆罗门的精神指导，而且在行为举止上向婆罗门看齐。当某个种姓集团的政治地位提高以后，就开始用梵化的方式来提高本集团的身份，同时与那些地位相当的集团划清界限，以争取社会承认其地位的提高。梵化的概念是现代社会学家在研究当代社会时提出的概念，实际上也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只是不同时期梵化的标准不一样。
    早在种姓制形成的吠陀时期，使用吠陀梵文和举行祭祀，化外的达萨、达修等部落是异族部落，不仅与吠陀部落语言不同，而且举行一些在吠陀部落看来莫明其妙的宗教仪式，所以是不正统的。在瓦尔纳等级制出现以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瓦尔纳成"再生瓦尔纳"，意思是他们通过宗教祭祀的礼仪再生，才成为真正的有种姓的人。而出身不明确的首陀罗就没有权利享受这种祭祀，因此是社会正统之外的。
    佛教、耆那教等异教的兴起改变了这个正统标志。笔者在"种姓制的渊源"一文中已提到，佛教虽然不认同婆罗门教的瓦尔纳等级，但也承认高低贵贱之分，而且以纯净-肮脏为标尺，衡量人的职业、行为、道德等，得出对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评价。由于佛教和耆那教都反对杀生，也就反对吠陀祭祀，与屠宰有关的行业在这些教派看来是低贱的、污染的。佛教和耆那教且不尊崇正统梵文，都是用俗语传教。在他们看来，谁会不会说正确的梵文并不说明他的社会地位高低。
    在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佛教和耆那教的价值观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在这个时期，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即修行者、刹帝利武士、居士、长者等头面人物都不一定积极参加祭祀，也不使用梵文。连阿育王这样的帝王也是用俗梵文发表他的圣旨。分布在南亚各地的几十篇阿育王圣旨铭文没有一篇是用梵文书写。但是梵文并没有消失。吠陀梵文是严格口头传播的语言，每个音节的发音都是神圣的，不能错的，但是婆罗门并不把这些音节用笔记下来。所以早期的文字材料中找不到梵文的痕迹。同时，婆罗门教和梵文也接受佛教、耆那教的影响在发生变化。
    梵文再次取得正统地位并不是由婆罗门发起的。首先是佛教经典采用梵文。公元初著名的佛教高僧马鸣用梵文写作了《佛本行传》和其它作品。大乘佛教的许多经典如《妙法莲花经》、《西方净土经》等都用梵文写成。不仅如此，在这个外族入主印度北方的时代，异族出身的帝王开始使用梵文铭刻圣旨。前面已提到西沙卡王鲁德罗达曼开创了用梵文刻写圣旨的先河。帝王的铭文里，用来追述家谱、歌功颂德的，即"正名"的部分，都用梵文书写，而处理实际问题的部分则多由俗语方言来担当。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在南亚大部和东南亚部分地区，风行了一个"梵文大世界"的时代。（注：普罗克："梵文大世界，300-1300：文化传播、俗语化、以及意识形态问题"收在《意识形态和梵文的地位》，载1996年，第197-245页。（Sheldon Pollck,'The Sanskrit Cosmopolis,300-1300:Transculturation,Vernacularization,and the Question of Ideology,"in Ideology and Status of Sanskrit,ed.,Jan E.M.Houben,Leiden,E.J.Brill,1996,pp.197-245.））
    在这个外族入侵频仍、政治分裂的时代，梵文取得了空前的地位。不仅反婆罗门的教派用梵文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帝王也用梵文来表示自己的正统地位，而且，越是外族的、出身卑微的帝王世系，就越是要靠拢婆罗门，要用梵文的圣旨铭文记载他们曾举行吠陀祭祀的事迹。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也以说梵文为风尚。以伽梨陀莎的作品为代表，梵文古典戏剧中的头面人物，即大商人和帝王，多说梵语，妇女、仆人（包括婆罗门配角）则用俗梵文。这个时候的梵文即古典梵文与吠陀梵文已大不相同了。
    在这个过程中，婆罗门教逐渐开始复兴，但不是以原来的面貌复兴，而是以经过改造的、婆罗门-印度教的形式复兴。不仅有了一神论的思想，主要的偶像发生了变化，而且祭祀的性质也与吠陀时期不同。佛教的"无害"思想和素食主义起了作用。早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就一再强调不要不正当地杀生。（注：《摩奴法论》（Manava Shastra），Vi,37,38;XII,71.）这里还为祭祀的牺牲留了余地。在以后的时期，吠陀祭祀虽仍然在夺取政权的豪强的要求下一再举行，在很多场合下动物牺牲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用作成动物形象的代用品。同时婆罗门的各种斋戒越来越多，逐渐变成南亚人口中最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时素食主义成了纯净-肮脏的最重要的标准，成了高级种姓地位的象征，也是其它种姓集团为提高地位首先要模仿的生活方式。
    在公元11世纪以后，梵文的统治地位逐渐下降，各地的地方语言发展，不仅涌现出大量地方语言的文学作品，而且连许多统治者也不拘泥于用梵文正名。特别是敬信运动等大众化宗教运动的兴起，俗语是向底层社会传播印度教的最有力的手段，梵文在宗教上的垄断地位也在丧失。因此，素食主义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正统标志。这里并不是没有杀生祭祀，或者是为食肉而宰杀牲畜。畜牧业仍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奶制品和皮革为社会共同所需。只是说这些活动变成低级种姓的事。低级种姓仍用原始的牺牲方式来祭祀他们自己的嗜血的神灵，并食用牲畜的肉。老死、病死的牲畜由最低级的贱民来处置，一个集团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参与这些杀生的行为，而且要奉行素食主义，向婆罗门看齐。就连反婆罗门的林格雅塔也奉行素食主义。他们虽然也为食肉的贱民举行仪式。但不与他们共餐。（注：杜芒：《人类等级制》，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