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姓制趋于成熟的中古至近代，素食主义发展得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复杂。食品本身如荤食的肮脏性，以及接触这类食品的人如制作贩卖者的污染性成为种姓等级的热门话题。以至于何种食品能从何种人手中获得算是符合本人的纯净度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全村庄的庆典活动中，婆罗门家族的妇女甚至婆罗门必须充当厨师才能准备出全会人都能接受的饭食。因为他们做出的饭是最纯净的。人类学家做了大量调察，探索种姓集团之间食品交换的规则。也正因为如此，较为晚近的宗教改革如锡克教的改革把共餐作为最先的突破口，革除人们不能相互接触食品的禁忌。但即使是在锡克教和林格雅塔派之类的改革派中，处于上层地位的成员恐怕也不会轻易在宗教以外的场合与贱民出身的同教成员共餐。
    在种姓等级的范畴里，"梵化"的概念不能解释为正确地使用梵文，而应理解为向婆罗门所代表的正统看齐。而这个正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内容。即使仅从使用梵文讲，吠陀标准梵文与古典标准梵文也不一样。吠陀祭祀的实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大规模宰杀牺牲变成仅保留祭祀形式，而杀生的祭祀反而变成低级种姓的事。素食主义则显然是在反婆罗门教的派别对婆罗门教的改造，致使婆罗门成为最正统的素食主义者。这个现象也说明，在历史上佛教、耆那教风行的时期和地区，虽然这些宗教还没有取代婆罗门的正统地位，也确实形成一种风尚。以至在一定的环境中，如古典梵语文学所反映的城市生活中和佛教发达的地区，商人、居士、长者确实享有比婆罗门更多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行为举止成为全社会行为的楷模。
    结语
    南亚的种姓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等级制。但是在这个稳定的体系中，个人和种姓集团的相对地位调整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其稳定性依靠的是婆罗门-印度教意识形态在社会上长期占有的正统地位。虽然经历了各种反对派宗教运动和内部的改革运动，这个正统地位始终没有丧失。就连盛极一时的佛教也只能对婆罗门瓦尔纳和刹帝利瓦尔纳之间的相对地位提出不同意见。各种反对派和改革派以及外来的宗教社团最终往往形成自己一套等级体系，与印度教的种姓制平行。这些集团的等级制没有婆罗门-印度教等级的严格性，但在事实上是存在的。
    在种姓制的内部，集团之间的地位调整和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变动也是不可避免的。种姓制存在的目的就是制止社会流动。制止的方法是惩罚违反种姓禁忌的个人或集团，造成他们向社会下层的流动。种姓集团发现有违反种姓禁忌的个人，必须把他赶出本集团，否则就会影响整个集团的地位。但同时个人和集团在社会中永远有向上流动的动力和可能性。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发展也提供各种提高社会地位的机遇。如本文所涉及的商品经济的兴衰，农业文化和经济的扩展、政权的更迭、移民、宗教活动等都造成新的种姓集团以及集团和个人调整地位的历史机遇。总的来说，在某个特定地区，种姓集团的集体变动是主要的，个人的地位难以调整。但是如果个人能通过教育、参与城市生活、或夺取政权等机会进入较高级地位，也可能带动种姓集团的地位提高。
    在没有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和环境下，人们提高自己种姓地位的主要办法是"梵化"，即模仿婆罗门正统的生活方式。正统的标准随时代变化。在反婆罗门派或改革派占上风的时期和地区，想要向社会上层爬的人甚至可以向当时当地最有实力的但并非婆罗门的头面人物的生活方式看齐。
    总的来说，种姓集团和个人的地位变动没有动摇种姓体制。而正是因为社会流动性的存在，使得种姓制在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可以调整各种姓间的相对地位，缓和各等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这些矛盾冲突不致于发展成真正的对立和对抗。因此在印度历史上屡屡发生教派间的冲突和对抗，有的教派甚至于借用统治者迫害反对派，但很少有过因为要求改善种姓地位而产生的真正对抗。因此，种姓地位的理论上的不变性和社会生活中的可变性实际上加强了种姓制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