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争取权利最重要、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实践，当属11世纪末到12世纪发生的主教授职权之争。该事件对于欧洲文明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致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称其为“教皇革命”，是“西方历史的断裂”，是一次真正的历史转折。(49) “革命”的发端是1075年《教皇敕令》宣布废除世俗的圣职授予权，“只有教皇才可以废黜和恢复主教”(50)，从而挑战先前的政治和法律秩序。自此，直到12世纪后期甚至进入13世纪，历经几代人，一种新的秩序才有了最后的保证，即法律的保证。最后的解决方案，双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通过艰苦的谈判，以妥协告终。德国、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区莫不如此。教俗对抗在德国最为突出，斗争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后达成沃尔姆斯协定。根据协定，依教会法规，在教会内部选举产生主教和修道院长，皇帝可临场监选；同时，教皇承认皇帝的世俗授任权。在英格兰，直到1170年，即格列高利发出《教皇敕令》95年后，国王才最终放弃了成为英格兰僧侣最高统治者的要求。从此，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尽管密切相关却又分别独立。(51)
    “教皇革命”的后果相当明显。其一，以法律的手段，平抑了皇帝或国王的权力，剪灭了他们头上的光环，逐渐结束了神圣王权时代。“教皇革命”从挑战单一权威开始，宣称皇帝或国王的权威从来就不具备“神圣的”或“超凡脱俗的”品格。伯尔曼指出，“古代国家和日耳曼—法兰克国家是宗教国家，在其中，最高政治统治者还负责维护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并且经常自以为是一个神圣或半神圣的人物。“教皇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剔除最高政治权威的宗教职能和宗教特性。在那以后，皇帝和国王被那些遵从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人当作俗人，从而在精神事务上完全不具有权能。”撤销了皇帝和国王的精神权能，为中世纪，最终也为近代世俗国家奠定了基础。其二，确认了西欧社会存在两种并行的权威——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二者相互独立又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实践了二元政治观。
    倘若将“教皇革命”的后果置于整个历史背景下，人们不难发现，这里所涉及的远不只权力之争，而是预示着一种新的事物秩序，“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和各种新的世俗法体系”。按照伯尔曼的观点，社会多元化使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西方法律的多元论，已经反映和强化了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多元论，它一直是或一度是发展或成长（法律的成长和政治与经济的成长）的一个源泉。”(52)
    显然，欧洲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缓慢、复杂又有踪迹可寻的过程。5—9世纪是日耳曼人人主欧洲、欧洲社会秩序发生转换时期，在激烈的社会振荡中迎来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9世纪采邑制确立，欧洲逐渐由动荡趋向稳定，至十一二世纪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此时，土地大面积开垦，人口增长，贸易活跃，城市兴起，大学诞生，罗马法复兴。罗马法复兴表明罗马因素进一步融入欧洲，而且深入到欧洲法学体系的创生过程。当然，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还属基督教的大规模介入。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教堂林立，基督教全面兴起，特别是“教皇革命”引发社会政治框架重组。欧洲文明的三个要素，进入集中混合“发酵”期，一种新的欧洲文化依稀可见。难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11和12世纪，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欧洲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达到了它的第一个富有活力的阶段。”(53)
    进入13世纪以后，西欧社会明显加快了历史步伐，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变迁。例如，从共同体中心到个人本位，从领主强权到个人自由，从生活性消费到投资性消费，从糊口经济到商品生产，从劳动到休闲，等等。戴尔指出，全社会成员都参与了这样的变化过程，但主要的受益者却是贵族以外的普通人。在其后的几百年中，贵族减少和失去了特权，而普通人相应的扩大和获得了许多权利，中世纪中晚期的历史就是在贵族和普通人的权利的此消彼长中进行着的历史。(54) 不论欧洲文明生成期还是发展转型期，我们不难发现一条主线，那就是普通人与贵族领主、民权与王权的抗争，在斗争中前者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毋庸置疑，这样的进程有利于底层民众力量的成长，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也有利于当时整个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效积累。
    总之，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日耳曼人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基督教思想三要素熔为一炉，大约在12世纪逐渐生成欧洲文明的雏形，规定了其后发展的轨迹。西欧文明并非单一的、完全土生土长的：马尔克传统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日耳曼原始部落，罗马法来自被征服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则源于东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可见，与世界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一样，欧洲文明的创生过程也是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嬗变的过程，各文明要素扬弃和契合的过程。笔者希望文明要素的探源与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欧洲的历史与现实，吸纳欧洲智慧，也有助于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事实上，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的。
    人类历史曾先后出现数十种文明，自16世纪以来，唯在西欧文明的基础上衍生出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一亮相就身手不凡，极大冲击了整个人类社会，同时也显现了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它一方面使人们普遍摆脱了人的依附关系，建构契约社会，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撕下了传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面纱，人际关系冷漠，又陷入物的依赖关系中。(55) 马克思以及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此做过颇为深刻和系统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