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严格制订的我们的研究方法将能够在东方学领域得到应用。不论是研读叙利亚、亚美尼亚、科普特抑或阿拉伯手稿，都同研读希腊、拉丁手稿没有任何差别。古典文献学家们制订的规则适用于对弗塔霍泰菩箴言录和卡吉门尼训诫录的研究……
    --阿方斯·戴恩：《手稿》，巴黎，美文出版社，1975。
    西方、远东、阿拉伯世界和希腊、拉丁古典文化之间文字实践活动比较史的研究对象之一，乃是图书馆在文本集成的构建、传播和嬗变中的作用。除了记忆储存政策的体制和社会的侧面之外，还有旨在保存这种遗产的全部知识的和技术的实践活动：物质的保存与传播，即对各种文本的复制、修复，把它们从一种载体移至另一种载体，从一种文字和语言移植至另一种文字和语言，以及对于文字和意义、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工作。
    文献学比较史旨在研究在什么场所和时代形态下，一些特殊的角色通过授权、委托或自己主动对传播的文本进行加工，以保存、校订这些文本，或者对它们的文字和内容进行润色。
    这意味着用一种以独到的学者和专家的阅读方式著称的文献学的视野，来进行考古。这种视野依据文化氛围、文本和时代的不同，诉诸不同的目的。它或是从一个或多个版本出发，试图按照原貌即原创状态，来恢复经过润色的文本，剔除歪曲其本来面目的添加文字和讹误；或是致力于将一个文本保存于一种被判定为原初的状态下，以防止任何篡改的风险，对于该著述的传播和使用实施有效的控制；或是对这个文本的形式和意义进行积极的加工，改变、纯化、充实文本，对它进行若干结构的修改或者意识形态和文风的调整。除此之外，这些不同的措施也可能被结合起来。在所有这种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无不从事某些技术工作、考证活动和抄写活动。
    作为这样的调查研究之起点，亚历山大提供了一个把图书馆、政治计划和人文环境结合于一体的样板。（注：同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关的著作，我们要提到P.M.弗雷泽的《托勒密·亚历山大》（PtolemaicAlexandria）一书，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72（1988年再版），特别是第6章；L.康福拉：《亚历山大图书馆正史》（LaVéritablehistoiredelaBioliothèqued'Alexandre），巴黎，德容凯尔出版社，1986；L.康福拉：《亚历山大图书馆与文本史》（LaBibliothèqued'Alexandreetl'histoiredestextes），列日大学，古纸莎草纸文献研究中心，1992。）从公元前3世纪图书馆建立之时起，我们就看到对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所传下来的各种文本集成的校订工作--有条理的和内行的--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诚然，在手写书籍时代，检验其样本、通过与同一文本的另一个抄本对比来进行校订，乃是流行的做法，也许是所有的读者都会付诸行动。在亚历山大之前，书籍的拥有者们为了个人的使用来进行这种检验。根据情况的不同，可能是一丝不苟地校订明显的错误，或者譬如说在一个样本抄录自另一个样本的情况下，则是对两个样本进行系统的比较。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具有“增补价值”的文本，留下了悉心重读和或多或少规范的编辑工作的痕迹。亚里士多德对《伊里亚特》的一个样本曾进行过这种工作，而这本书被人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伴随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度过了他的整个戎马生涯。（注：斯特拉波：《地理学》（Geographie），13.1.27；普卢塔赫：《亚历山大生平》（Vied'Alexandre），8.2。）
    亚历山大图书馆赋予了这种解读的技术准备以新的意义。一些著作具有丰富的不同版本，这是征购手稿的唯意志政策的结果，从而必须进行选择和考证工作，导致了由于图书版本的多样性而形成的作为推断和质疑对象的文本范畴。
    文献学出现于文本被承认为有别于书籍的独立形态之时。一个文本不仅可以从一个载体复制到另一个载体，而且可以被认为是独立于传播它的载体的，作为由字母、词语、句子及其展开--它们表达意义，而且受逻辑的一致性、语法的正确性、文体的优美性准则支配--组成的一个客体而存在。文本作为知识对象的出现，看来是由于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竞争而作为物质对象的书籍权威性相对化的产物。还应该确定的是，这种差异性是可以想见的，而且被认为具有或然性。这首先假设存在一种文化观念，把文本视为产生自作者的意念、排除异文并存的、惟一的固定组合。（注：关于从中世纪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对现代文献学种种假设的批判，见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k1na03.jpg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并见G.纳吉的重要著作《作为作品的诗歌--荷马及其他》（PoetryasPerformance.HomerandBeyon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该书界定了荷马文本史的几个连续的阶段：口述，记录，书写，成文。）同样应该确定的是，必须同时具备各种条件，容许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并决定通过对照异文或者通过权威校订来对某个版本进行加工。这样的决定是文化的决定，产生自知识的、宗教的、政治的、价值学的前提。而且，为了实施这样的决定而推行的各种准则，反映着若干语言学的和文风的规范观念，以及某种正统信念（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和审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