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重要的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之初，其标志性的特点一方面在于大规模从事翻译（将《摩西五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另一方面则在于以第一个图书馆馆员泽诺多托斯和协助他的文士们为中心而展开的文献学活动的热潮。翻译不仅意味着容许文本对于书籍的独立存在，而且意味着文本对于原作者用来写作的母语和原文的独立存在。同时，泽诺多托斯及其同事们的工作要求不要破坏书籍的封闭状态及码放在书架上的纸莎草纸卷的质地。汇编成集，编定目录，进行分类，确定归属，这些工作大概是亚历山大·埃托利安的任务，肩负整理悲剧文本重任的是利科弗隆，而被拉苏达称为“荷马的第一个校订者”的泽诺多托斯则负责整理喜剧文本。如果说图书馆要求把全部藏书囊括进文学体裁的分类，那么它同样赞同通过萃取词语并将它们重新分别纳入使书面希腊语及其方言和文学形式空间得到拓展的词库，来解构藏书。（注：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内的这种学术活动的全貌，表述得最杰出的是R.法伊弗的著作《自起源至古希腊时代的古典学术史》（HistoryofClassicalScholarshipfromtheBeginningstotheHellenisticAge），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68。）图书的资料积累促使人们有可能去构建和探索三个知识空间：最终汇编成卡利马科斯的作家作品及生平“一览表”的文学与散文体裁图；贯穿整个词典编纂学和语法研究的希腊语；作为文献学考证及诠释对象的文本。
    文献学诞生于人们给予文本以高于书籍的首要地位，并意识到一个文本未必就是其在某个特殊载体上的记载之时。当然还必须细化这个命题。在一些传统中，文本先于书籍，文本独立于书籍而存在，文本主要通过口述来传播，它或是具有产生自某些说唱活动的诗歌作品的可塑性（荷马传统的元古阶段），或是具有借助某些特殊技术强化的书面储存的固定性（例如古代印度的吠陀）。而在另一些传统中，文本是同书籍不可分离的，在这样的文本中，物质的对象被赋予某种内在的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能影响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传播方式，例如完全一样地逐字逐句复制拥有权威性的某个范本。开发书籍价值的诸如此类形式是极其多样的。传统维护者手中的圣贤经书（文本的神圣性转移到其载体）；作者的亲笔手稿、草稿、排印的校样，它们证明了作者的意愿，以及既对文本内容又对文本的形式产生影响的意向性；由于较早进行过编辑工作而成为编辑加工成果，或是由于其来源及其古老性而被赋予权威性的抄本；（注：例如，见G.帕斯夸利：《传统史与文本批判》（Storiadellatradizioneecriticadeltesto），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74，第266～269页和278页，提到了柏拉图和狄摩西尼手稿流传中的阿提库斯版本。）有许许多多的案例说明书籍和文本不再是可以分离的，而是被赋予了自身固有的权威性。通过这样的样本又反过来可以构成一种新的传统的出发点。
    书籍与文本、物质的复制品的传播与试图干预物质复制品所承载但从来不是完全与之雷同的文本的知识上的努力，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也可以成为关于主要文献学传统的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其中有些证明了在考证文本方面的怀疑和不安。这种不安可能产生自对于错误、曲解、缺文、前后文矛盾的经验发现。读者的不满也可能来自教条的立场--一种关于语言、语法、文风以及真理或精神、伦理、政治规范的观念。这样的立场因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异。它们可能是同所处理的文本的作者立场吻合。也可能两者南辕北辙：一旦作者和检验其文本的读者之间的时间、空间和文化差距形成鸿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读者试图使文本适合他们自己关于语言、语法、规范的观念，亚历山大图书馆恰恰开这种情况之先河。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中，泽诺多托斯、拜占廷的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库对各种版本的荷马史诗进行对照，在一种内在批判和反映他们自己的文学准则的不同调色板的基础上校订文本。贝尔纳德·切尔圭利尼指出：“一切版本无不建立在一种往往是隐含的著述理论的基础上”。（注：见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k1na03.jpg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43页。）
    因此，文献学比较史并不局限于文本的校订和编辑技术，并不局限于禁锢于其技术性樊笼之中的知识领域内部。一个诸如此类的工程的涵义要广泛得多，开辟了一条探索文字世界，亦即了解对待具有集体记忆和认同功能的所有文本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优选通道。我们的论述旨在诠释其中的若干涵义，作为以此为议程中的题目的一个国际会议的开场白。（注：“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书籍到文本”（DesAlexadries:Duliverautexte），法国国家图书馆，1999年6月23～25日。第二次讨论会“亚历山大图书馆--读者的变形”（DesAlexandries:Lesmétamorphosesdulecteur）于1999年11月27～30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举行。）
    场所与操作者
    第一个步骤是社会学方面的：确认传播文本的操作者，界定他们所在的机构、他们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来源。他们以什么人为依托？什么人确立了他们确定文本的材料、文字和意义的权利？什么是他们工作的目的性？
    回答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探索藏书的场所，在那里物质积累有时导致对于文本形式的知识干预：图书馆在它们的建筑和动产的设施方面，在它们的专业性以及社会学和体制的规制方面千差万别。所以，文献学的工作属于档案活动的更为广泛的范围。怎样利用书面遗产？保存什么和为什么保存？什么人是保障者，是库藏的维护者？人们从这样收藏起来的文本中期望得到什么？被收藏的文本可能成为一份知识的、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或法学的遗产，扮演着促使政治权力、民族认同性、精神活动合法化的奠基者的角色，或者进而成为社会整合和意识形态上附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