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通过追寻讹误发生的轨迹，试图用与古生物学、比较动物学和占卜相关的方法来重构一个已经失传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9世纪之间谋求拥有一种共同的方法、评估和检验标准的这门推测性学问的地位究竟如何。
    在欧洲，古文本文献学的主要的努力目标之一，乃是确立一种解析错误文本蜕化原因的类型学，即因语音相似、视觉混淆或者心理机制而导致的错误和文本蜕化。人们可能要问，它们的复制（手写或印刷）活动本身所固有的这种文本蜕化过程是否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类型学，也就是说种种共同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抑或相反，它们是由同抄录者的社会学环境、他们的工作方法及他们对于文本的认识相关的文化变量决定的。归根结底，这就是拙文卷首援引的阿方斯·戴恩那段话的意义。
    语言与文字乃是重要的文化因素：阅读和抄写的错误由于使用的字母、音节、象形文字、草体、正体、小写、大写以及词与词之间是否分隔等等不同，从而具有一些不同的形式。同样，讹误的性质和频率产生自阅读和抄写的方式（按照放在自己面前的一个样本看着抄写，辅以朗读或者默不出声；根据口授凭听觉抄写）。它们也是同抄写活动本身被赋予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抄写是一种智性实践活动？是一种依样画葫芦的任务？是一种获取报酬的商业活动？抑或是可以提供个人需要的某个文本副本的过程？
    关于抄写过程的复杂性，伊拉斯谟在其《哲罗姆书信集》导言（1516年）中已经进行过分析。他写道：“有人抄写的并非是他所阅读的东西，而是他自以为理解的东西；也有人假设所有他不理解的东西是被人篡改过的，所以按照他以为最好的东西来改变文本，除了自己的想象不依据其他任何指南；更有甚者，有人也许发现文本是被人篡改过的，本想用简单的推测加以校订，却错上加错，在原来只有一个错误之处造成两个讹误，本想治疗一个轻微的伤口，却造成了一个不可治愈的创伤。”（注：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时期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35页。）
    在一个更加基本的层面上，可以说不仅仅是错误的产生源于整个文化变量，而且就连错误本身也植根于某种文化概念。所谓错误，是指何种规范而言？又是指何种文本观念而言？
    第一种场景是：校订者用两个版本进行校核，依据一个来校订另一个（基准文本和抄本）。传讹到什么程度造成一个文本不可读？同一文本的两个抄本之间的异文必然会提出问题吗？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以关于文本的文化观--服从于文字忠实性义务的、作者意图的产物--为前提的吗？（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k1na03.jpg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该书指出了应用于中世纪文学的文本和作者概念的不相符。）
    第二种场景是：人们处于不可能再用原本检验抄本的某个时刻。某一文本无可挽回地衍生成一整系列异文。每个衍生版本除了重复原有的错误，又添加上了一整层的曲解。
    根据什么规范来辨认错误？界定语言学的、文风的、伦理学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规范的文化准则：荷马语言、雅典希腊语、古典拉丁语、优雅语言、雄辩语言的地位。依据他们的荷马语言观念来校订荷马作品的亚列山大文献学家们，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们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对于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们来说，新拉丁的雄辩实践规定了对古代拉丁作者进行校订的规范。平庸难道能同期望于一个大作家的文风相容吗？什么样的缘由造成晦涩难懂？校订者是受某些不言而喻的规范性准则指导的，是受一部作品应该前后一致的观念指导的：难道能够容许重复、冗长、省略及种种结构性的错误吗？同理，应该通过选择将赋予它意义的阅读层次--寓意的、文学的、密传的--来重构文本。
    处于校订核心地位的乃是作者及其意图和才华。这样的作者可能是以作品的内在品性为依据的一种追本溯源的文化构造，正如阿里斯塔库所说：“用荷马来阐明荷马”。作品是作出某些评断的不言而喻的参照。语境是校订文本、保持一致以及论证和叙述的连续性的决定性因素。同一时期或同一体裁的各个文本之间的比较容许使用类比：在一个作者身上发现的一种形式、一种表达方式被调动起来解决某个特殊的问题。（注：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时期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23页，关于艾拉莫劳·巴尔巴罗（15世纪）的“作者共识”标准的论点。）比较奠定了某种规范性。
    由此可见，概念和规范工具本身在极其广泛的程度上使我们可以辨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文献学比较史的若干关键
    最后，笔者想回到在我们看来乃是文献学传统史领域里的比较方法的关键问题上来。
    首先是存在于今天的各个理论学科之间的比较，这些学科往往聚焦于文化领域，或者甚至是文化领域内部的某个特殊的技术对象，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概念和方法论原理序列，它们自己的问题调研方式，而这一切又往往是同所拥有的资料的性质以及它们自己的历史联系着的。希腊研究，中国研究，印度研究，伊斯兰研究或者人文研究等等，未必有许多机会来对照它们的对象和问题。
    这种跨学科对话的目的之一，乃是对照各种特殊文化氛围下的文献学实践本身，而且毫无疑问也是要确定操作方式、活动和记载的形式特征上的一定数量的相同点或者相异点。通过考察同样的资料，可以反思文本的出版者和传播者，或者更为广泛地说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反省和阐释其实践的水准：对于他们工作的评论，乃至旨在概括某些方法准则的技术和教学读本，教育传统，提纲挈领式的解释和论辩文章（例如西方的出版前言），对于他们的同辈以及知识界和权力机关（政治的、宗教的、学术的）的批判观点。